我們該如何理解陌生人的意圖？「21世紀的彼得．杜拉克」暢銷作家麥爾坎．葛拉威爾在新作《解密陌生人》中，融合真實法律案件、心理學、社會學與歷史故事，顛覆我們習以為常的識人慣性，重新解析「為什麼我們老是誤判人心？」原來「看錯人」的代價，小至損失錢財，大則失去性命、危及國安，書中深刻剖析這些人與人之間的衝突，並從震撼教育般的真實故事中，學習與他人相處的關鍵訣竅，不僅解密陌生人，也更理解自己。
文章節錄
《六人行》（Friends）影集到第五季時，已很顯然將變成歷來最成功的電視劇之一。六個朋友—莫妮卡、瑞秋、菲比、喬伊、錢德勒和羅斯──住在混亂的曼哈頓鬧區，相戀和分手，調情和打鬧，但大多數時候只是沒完沒了的歡鬧地談話。
《六人行》演員把他們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感受的每一種情緒，都完美地表現在他們的臉上。這就是為什麼你可以把聲音關上仍然能看懂劇情的原因。語言是用來讓我們笑，或用來解釋故事的特定細節，但演員的臉部表現是劇情的重點。演員在《六人行》的表演是「透明」的。
透明性的概念是人的行為舉止──他們對外表現自己的方式──提供一個真實而可靠的窗口，讓人能了解他們內在的感受。它是我們用來了解陌生人的第二種關鍵工具。當我們不認識某個人，或無法與他們溝通，或沒有時間深入了解他們時，我們相信可以透過他們的行為和外表來了解他們。
透明性的概念有長遠的歷史。1872年，達爾文（Charles Darwin）出版了《人類和動物的情感表達》（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他宣稱，微笑、皺眉和厭惡地皺鼻子是人類演化適應的部分結果。他說，正確和迅速地彼此溝通情緒對人類這個物種的生存極其重要，所以臉部已發展成像是內心的告示板。
達爾文的概念是高度直覺性的。世界各地的兒童在快樂時都會微笑，在悲傷時會皺眉，感覺好玩時會咯咯笑，不是嗎？不只是在克里夫蘭、多倫多或雪梨家裡客廳觀賞《六人行》的人能懂羅斯和莫妮卡的感覺，而是每個人都能懂。
第二章描述的保釋聽證會一樣是透明性的練習。法官並未與法庭的各方用電子郵件聯絡，或打電話給他們。法官相信親自「看」他們要判斷的人很重要。密西根州的一名穆斯林女人是幾年前一樁官司的原告，她上法庭時穿著傳統的服飾──只露出兩眼的面紗。法官要求她拿下面紗，她拒絕了。因此法官撤銷她的案件。他認為如果他無法看到訴訟的兩造，他就無法公正地做出判決。他告訴她：
我在聽取證詞時必須做的一件事是，我必須看你的臉，而且我必須看這是怎麼回事。除非你取下它，我無法看到你的臉，我無法分辨你是否告訴我實話，而且我無法看到有關你的外表和性格的某些方面，而它們是我在法庭上必須看到的。
你認為這個法官的決定對嗎？我猜想很多人認為對。如果我們不認為可以得知重要的訊息，我們不會花很多時間看人的臉孔。在小說中我們讀到「他的眼睛因震驚而張大」，或「她的臉陷入一片悵然」，而我們毫不質疑地接受臉和眼睛真的會因為震驚和失望的感覺而垮下和張大。保釋聽證會的法官有一扇窗可以看進被告的靈魂，但他們在預測誰會再犯罪的表現上卻不如穆拉尹納山的電腦，而後者沒有一扇可以看進人靈魂的窗。
如果真實人生就像《六人行》，法官會打敗電腦，但他們沒有。所以也許真實人生「不像」《六人行》。
我們是否應該不讓法官看到被告？也許當一個女人戴著面紗上法庭時，正確的反應不是駁回她的案子──而是要求每個人都戴上面紗。照這個邏輯，你也值得自問，在你僱用保母時是否應該親自見她，或者你的雇主安排面談後再決定給你工作是否明智。
但是我們當然不能拒絕個人接觸，對吧？如果每個重要的交易都匿名進行，世界的運作可能大亂。我問索羅門法官這個問題，而他的回答很值得考慮。
葛拉威爾：如果你不看被告呢？這樣會不會更好？
索羅門：我會不會寧可如此？
葛拉威爾：對，你會不會寧可如此？
索羅門：我大腦的一部分說，我寧可如此，因為把人關進牢裡的困難決定會變得較容易些。但那是不對的……一個人遭到國家監禁，國家必須有剝奪這個人自由的理由，對不對？但現在我得把他們想成是尚未命名的新產品。
透明性問題到最後回到和預設為真問題一樣的地方。我們和陌生人打交道的策略有許多根本缺陷，但它們也是社交上不可缺少的。我們需要讓刑事司法體系和僱用員工與保母的程序人性化，但人性的要求意謂我們必須容忍無數的錯誤。這是與陌生人談話的矛盾。我們必須和陌生人談話，但我們很不擅長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