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眾人都以為蘇聯解體之後，民主的新鮮空氣將帶領這個國度的人民重生。但一連串的鬥爭、貪腐、經濟崩壞，人民只渴望安穩的保證。在車臣戰爭中，普丁展現出久聞不見的強勢，終結戰事紛擾，重建俄羅斯的自尊。作者瑪莎．葛森，透過七個主角、二十個人物、譜寫出俄羅斯三十年來，急速變化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這是俄羅斯人的生命史，也映照出俄羅斯開放、奔放又收緊，臣服於強人專制、迷失在國族信仰中。
文章節錄
《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國族、極權、歷史記憶，人民為何再次臣屬於普丁的國家？》
瑪莎和冉娜都出生於世界上延續最久的極權主義國家──蘇聯，時間都在一九八四年，也就是成為西方想像中極權主義象徵的這一年。喬治 歐威爾（George Orwel l）的著作不可能在它所形容的那種社會發行，因此蘇聯讀者直到一九八九年才能讀到它，當時文字審查的限制獲得充分鬆綁，使得國內首屈一指的文學月刊得以刊載譯本。但早在一九六九年，一位名叫安德烈 阿瑪爾里克（ Andrei Amalrik）的記者，就發表了──也就是做成打字稿，在朋友之間散發──一篇長度不亞於書籍的論文，題為《蘇聯能存活到一九八四年嗎？》（ 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 1984?），他認為蘇聯政權正走向內爆。在此之前身為政治犯已服過刑期的阿瑪爾里克再次被捕， 還有一名被控散播這本書的男子也一併被捕，兩人都被判刑入獄。阿瑪爾里克在法庭上的結辯陳述中說道：「我明白，像這樣的審判是為了驚嚇大多數人──許多人也會受到驚嚇──但我仍然認為，思想解放的過程已經開始，而且不可逆轉。」他坐了三年多的牢，隨後又被國內流放三年，接著被迫離開蘇聯。一九八○年，他在西班牙死於車禍，當時他正要出席一場人權會議。蘇聯政權仍然健在，即使到了一九八四年仍然存活著。但就在隔年，有些事物開始迸裂了。這是由新任總書記米哈伊爾 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 ）呼籲改革，宣告開放 glasnost ）與重建開始的嗎？或者他只是在表述阿瑪爾里克十五年前試圖述說的同一個過程？阿瑪爾里克說過，馬克思主義意識型態在這個國家從來不曾站穩腳跟，俄羅斯正教會也喪失了自身權威，少了一套統一的中心信念，這個被欲望各不相同的社會群體往相反方向拉扯的國家，終將自我毀滅。
阿瑪爾里克是極少數認為這個體制本質上並不牢靠的蘇聯公民──其他大多數人都以為體制無可改變，或者不如說是建立在蘇聯式的強化混凝土之上，會持續到永遠。在阿瑪爾里克出庭受審的同一年，另一位異議作家亞歷山大加利奇（ Alexander Ga lich ）寫下一首歌，其中敘述一小群朋友聆聽他的其中一首錄音。有位聽者暗示歌者的反蘇笑話讓他承擔了太大風險。「作者本人無可畏懼，」主人回答：「他一百年前就死了。」（加利奇在一九七四年被迫移居國外，三年後在巴黎的公寓因電力意外喪生。所有思考蘇聯問題的人，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同樣具有兩大障礙：他們必須基於破碎的知識而得出結論，並以無法勝任的語言表述這些結論。這個國家不只是將一切重要資訊及多數無關緊要資訊保護在秘密與謊言的高牆背後，它也用了數十年時間竭盡全力對知識本身發動 協同 戰爭。這場戰爭裡最具象徵意義（即使絕非最暴力）的一役發生在一九二二年，當時列寧下令將兩百名以上（歷史學家的估計人數各異）知識分子──醫師、經濟學家、哲學家及其他──送上日後以哲學家之船（ Philosophers Ship ）而聞名的船隻（事實上有好幾艘不同的船驅逐出境。驅逐出境被說成是死刑之外符合人道的替代選項。往後幾代知識分子就沒這麼幸運了：被認定不忠於政權的知識分子被捕入獄，往往被處決，而且幾乎必定被隔離於他們專長所在的學科之外。隨著政權發展成熟，社會科學受到的限制變得更廣泛，而且光憑著時間流逝就足以變得更深刻。即使軍備競賽驅策著蘇聯政府重振及培養精密科學與技術，卻沒有任何誘因──或幾乎沒有──足以刺激政權鼓勵哲學、歷史及社會科學發展。這些學科衰退到了這種地步：一位頂尖的俄國經濟學家在二○一五年寫道，一九七○年代蘇聯最優秀的經濟學家竟然無法理解五十年前經濟學家的論述。
一九八○年代在蘇聯工作的社會科學家不只缺乏資料，還缺乏理解自身社會所必需的技術、理論知識及語言。只有極少數人不顧一切艱難險阻試著理解社會，而這些人都在黑暗中摸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