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真正邪惡的東西，」海明威寫道：「都有無邪的開端。」他想的是一段巴黎的友誼，後來轉變為戀情，毀了他的第一段婚姻。但同樣的話也可能適用於發現、發明、改善樂趣的過程，如何演變成惡習與成癮的全球興起。本書正是著名的成癮史專家，大衛．柯特萊特講述全球企業如何以人類大腦的獎勵中心為目標，驅使我們的大腦，而帶來了驚人的社會後果。
文章節錄
《成癮時代：壞習慣如何變成大生意》
在文明冗長的折磨中，人們如何放鬆呢？他們會利用新發現的，以及越來越廣泛取得的娛樂來消遣。歉收時的一小管毒品注射液，漫長跋涉前的一把新鮮古柯葉，豐收日的遊戲與舞蹈等——這些都是彌補與逃避的方法。在印度、伊斯蘭、非洲和拉丁美洲社會裡，抽大麻是窮人的解脫之道。「煙燻過的乾燥大麻是三分錢」，但半瓶蘭姆酒需要四十分錢，一名千里達（Trinidad）的印度勞工向一名採訪者解釋道。
菸草帶來了最普遍的安慰。十七世紀初期，從英國到中國，所有的領導人企圖壓制抽菸這種來自國外但快速散布的壞習慣，卻徒勞無功。在一六二五至一六二六年的巴格達遠征時，穆拉德四世（Sultan Murad IV）抓到一批正在抽禁菸的軍官，當他們「在國王面前以最殘酷的手法被判處死刑時，」學者兼地理學家切勒比（Kātib Chelebi）寫道：「有些軍人在袖子裡藏著短菸斗，有些藏在口袋裡，甚至在行刑的時候，他們仍能找到機會抽菸。」回到了伊斯坦堡（Istanbul），軍人們還是堅持抽菸，通常是在軍營的廁所裡。無論限制多麼嚴格，抽菸者還是多於不抽菸者。
中國的情況也差不多。一六三九年，崇禎皇帝發現農人們都在種植菸草，而非穀物，極為震驚，下令任何在京城販售菸葉植物的人都必須斬首，而第一個因此被砍頭的受害者，死於一六四○年，是個書生的奴僕，隨著主人從福建到北京參加科舉考試。然而，無論司法殺了多少人，都不能改變兩個事實：首先，農夫們種植菸草，比種植其他任何穀物都要賺得更多，高達十倍以上；其次，幾乎人人都喜歡上了這種新嗜好。「我想到了就忍不住發笑，前人只有普通的葉子，」有位清朝的詩人寫道：「而今我卻看著從嘴裡吐出一個煙雲世界。」
一六四○年代，抽菸在中國發生爆炸性的增長，到了一六五六年，切勒比報導說，抽菸已經散布到了全球每一個有人煙之處。誠然，抽菸對大腦提供了一種異常快速、且重複形式的獎勵，但時間點也很重要。一六四○與一六五○年代，堪稱早期現代全球史上最惡劣的兩個十年：混亂失序的恐怖，呈現在瘟疫、飢荒、嚴峻天候、通貨膨脹、暴亂、反抗、戰爭、劫掠和強暴之中，歷史學家稱為十七世紀的普遍危機。在中國，情況惡化到老虎會到城市裡去吃死人的腐肉，後來連老鼠也加入了，在屍肉被吃得一乾二淨的人體體腔裡築窩。當人世的命運跌到最谷底之際，菸草和其他新奇的食品藥物變成了全球性商品，痛苦需要的是被停止，而非陪伴。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認為，降低痛苦的原則具有普同性。一九五八年，他提出一個觀察：放眼歷史，酒精與毒品讓數百萬人上癮、喪命，這種持續性的殘殺，和書中的每一條達爾文定理都背道而馳，那麼為什麼人們會甘冒「被奴役而死」的危險，也要持續使用精神振奮的藥物呢？他的答案是：藥物為艱困且一成不變的存在本身，提供了一種能夠達到自我超越，以及神祕經驗的難以抗拒之道。隱士和僧侶們透過苦行主義和精神修行，一般大眾則藉由化學的協助來一窺極樂境界。他們是否能經常企及暫時的超越，而不是短暫的快感或止痛，我們無從得知；但我們知道，從遠古以來，人們就賦予罌粟、葡萄酒、古柯葉、巧克力、迷幻仙人掌，以及其他具有精神振奮效果的物質神聖的屬性，並透過儀式來加強其功效。食品藥物可以是很多東西，其中之一便是做為一種複雜形式的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