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沒有愈變愈好，反而深陷各種困擾。焦躁不安的時代，更需要有憑有據的清晰思考。《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有不少的篇幅，談的就是經濟成長究竟為什麼會大幅增長或停滯的問題。在這本書中，班納吉與杜芙若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還討論了其他幾個引起眾人強烈對立的議題，它們的共通點是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簡單答案，但經常被過度簡化的立場弄得更加複雜難解。閱讀這本書，可以讓我們清楚知道在激情對壘的立場之外，還可以如何細緻看待這個世界。
文章節錄
美國總統川普決定用關稅解決貿易的負面影響。他歡迎貿易戰。貿易戰始於二○一八年頭幾個月：美國對進口的鋁和鋼鐵徵收新關稅。川普隨後談到要對中國商品徵收五百億美元的關稅，而在中國報復美國之後，他提議對中國商品再徵收一千億美元的關稅。
消息曝光後股市大跌，但美國兩大黨都有很多人認同這種基本直覺：美國應該收緊經濟開放程度，尤其是應該保護經濟免受中國傷害。
與此同時，經濟學家激動不已。他們提醒眾人注意歷史教訓：一九三○年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確立了「史上最惡劣的關稅」，對美國進口的兩萬種商品課徵關稅，引發了一場全球貿易戰。《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剛好出現在美國陷入大蕭條的時候，而雖然大蕭條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它造成的，但它無疑使全面課徵關稅的政策蒙上不好的名聲。
讀過經濟學研究所的人，全都深信貿易增加（整體而言）是好事。一九三○年五月，超過一千名經濟學家寫信給胡佛總統，敦促他否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但是，還有一件事是經濟學家確實知道但往往不告訴別人的：對於像美國這樣的大型經濟體來說，貿易帶來的總利益其實相當少。事實是，如果美國回到完全自給自足的狀態，結束所有對外貿易，它會變得窮一些。但不會窮很多。
科斯蒂諾（Arnaud Costinot）和他的長期合作夥伴羅德里格斯－克萊爾（Andrés Rodríguez-Clare）因為指出了這一點，在貿易經濟學家圈子中變得臭名昭著。二○一八年三月，他們適時發表了新文章〈美國的貿易得益〉（The US Gains from Trade），第一段頗有先見之明：
美國每一美元的消費，約有八美分是花在進口商品。
如果因為一堵牆或其他極端的政策干預，這些商品全都無法進入美國，那會怎樣呢？美國消費者願意付出多少錢來阻止這種假設性政策變化發生？這個問題的答案代表經濟自給自足的福祉代價，也相當於貿易帶來的福祉得益。
這篇文章的基礎是兩人好幾年來所做的一系列研究（包括與其他人合作的研究），以及數十年來有關貿易的研究。該文的關鍵論點是貿易的得益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我們進口多少東西，以及這些進口受關稅、運輸成本和國際貿易其他成本影響的程度。如果我們根本不進口任何東西，則即使我們築起一堵牆並阻止商品進口，顯然也沒有關係。第二，即使我們大量進口，但如果進口價格稍微上漲我們就不再進口（因為進口商品變貴了一點），那麼這些進口商品在我們這裡一定有很多替代品，這就意味著進口的價值並不高。
計算貿易得益：略為技術性的枝節
基於這個概念，我們可以計算貿易的得益。如果美國只進口香蕉和生產蘋果，這種計算會很容易。我們可以看看香蕉占消費的比例，以及隨著香蕉與蘋果的價格改變，消費者願意在多大程度上以香蕉替代蘋果或以蘋果替代香蕉（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講的交叉價格彈性）。但事實上，美國進口的商品約有八千五百個類別，因此要做好這種計算，我們必須知道各種產品之間的交叉價格彈性，以及每一種產品在世界各地的價格（蘋果與香蕉，日本汽車與美國大豆，哥斯大黎加咖啡與中國內衣）—這種方法因此並不可行。
但我們其實不必逐一檢視各種商品。我們可以假設所有進口貨物為無差別的單一商品，它們或是被直接消費掉（進口商品占美國消費八％），或是成為美國生產作業的投入要素（相當於消費的三．四％）；這樣也可以估算出接近事實的貿易得益。
為了估算貿易的最終得益，我們必須知道我們的進口商品對貿易成本有多敏感。如果它們非常敏感，那就意味著我們進口的商品很容易以本地生產的東西替代，這代表我們與其他國家的貿易不是很有價值。另一方面，如果即使成本改變，進口的價值保持不變，那就意味著我們真的很喜歡進口貨，以及貿易顯著增進了我們的福祉。這種估算涉及一些猜測，因為我們其實是在談論一種並不存在的商品—它是數千種非常不同的商品的綜合體。科斯蒂諾等人因此根據多種不同的情況估算結果，包括進口商品很容易以本地商品替代的情況（貿易得益相當於GDP的一％），以及進口商品很難以本地商品替代的情況（貿易得益相當於GDP的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