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臺灣

發稿時間:2020/12/25
歌唱臺灣
歌唱臺灣
作者|陳培豐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0/12/16

  說到臺語流行歌曲,人們經常聯想起的,不外乎苦情、悲情,搭配上哀悽惆悵的濃濃日式演歌唱腔,也因此而曾被國語主流音樂圈所詬病。然而,臺語流行歌曲並非在發軔之初就朝這種方向發展。《歌唱臺灣:連續殖民下臺語歌曲的變遷》梳理從日本時代到戰後七○年代臺語流行歌曲的發展、變化,並從中發掘這些歌曲、唱腔,其實深深乘載了臺灣社會的歷史記憶與情感。為什麼歌曲在戰前、戰後會發生這種改變?為什麼臺語流行歌曲會形塑出那樣的典型、發明那樣的傳統?《歌唱臺灣》透過臺語流行歌曲的變遷,譜寫出深藏在庶民大眾心內的社會文化史。

文章節錄

《歌唱臺灣:連續殖民下臺語歌曲的變遷》

臺灣工業化過程中的族群傷痕—弱者的自我救贖與曇花一現的「國語演歌」

  戰後,從〈補破網〉、〈收酒矸〉、〈賣肉粽〉、〈思念故鄉〉、〈流浪之歌〉、〈鑼聲若響〉,〈孤女的願望〉、〈拜託月娘找頭路〉、〈媽媽請你也保重〉,直到布袋戲歌謠中的〈為錢賭性命〉、〈冷霜子〉、〈苦海女神龍〉等一些著名的臺語流行歌曲,其一貫精神都在訴說邁向工業化過程中,勞苦大眾貧困、離鄉、挫折、失敗、淪落、忍耐、奮鬥的境遇。換言之,戰前戰後,臺語流行歌曲之生成、發展及重塑過程,就是一群人生挫敗組不斷在追問或確認自己是誰,以及應該要如何生活下去等課題的反覆演繹。在不停的演繹之間,臺語流行歌曲中最常出現的結論,便是身為弱者的自己必須自力救濟方能生存。而當這個結論和日本演歌的精神有著高度類同並得以相互融通時,臺語流行歌曲始終不輟地往日本化、演歌化傾靠,便是一個不足為奇的趨勢。

當然隨著大量且頻繁地翻唱,演歌的唱腔也必然滲透到臺灣來。戰後在本省人的文化處境和社會集體境遇的驅導下,原本在日治時期並非臺灣歌手所擅長或慣用的轉音/顫音歌唱技巧,以及把拍子拖長到讓人有黏稠感的唱歌習慣便融合進臺灣本地唱腔,成為詮釋臺語流行歌曲時的主流和特色,同時也逐漸成為許多本省人的閱聽習性。

  戰前戰後的臺語流行歌曲,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統治者的更迭和時代的變遷,投射在臺語流行歌曲身上的異變相當大,大到與其說是一種復甦,不如說是一種重塑。這個重塑是一個自我日本化的過程;而其走向演歌化的結果便是「臺語演歌」的誕生。而這種類型歌曲的形成,也讓臺語流行歌曲和國語流行歌曲間產生了明顯差異。

  外省人有屬於自己的唱腔和美學意識。在1970年代之前,國、臺語流行歌曲各有屬於「自己」的閱聽者,在唱腔上壁壘分明、界線難以撼動。而在電視這個媒體出現後,國語流行歌曲便以「群星會」這個歌唱節目作為主要流傳據點。而臺語流行歌曲則因為方言和「不入流」之故,幾乎被剝奪在電視上演出的機會。

  然而進入1970年代,國語流行歌曲界卻也掀起一陣翻唱日本演歌的風潮,而演唱這些「國語演歌」的歌手如余天、鳳飛飛等都是本省人。這些人跳脫「群星會」那種中規中矩式的演唱方式,將轉音/顫音技巧運用在國語流行歌曲。

  國語流行歌曲的演歌化暗示我們,1970年代對於臺灣的流行歌曲界而言,是一個重要轉折點。在義務教育普及且進入工業化後,臺灣開始大量出現和余天、鳳飛飛等同世代,能夠閱讀、書寫國語的本省人。這個世代雖然因為受到新語言與教育的薰陶,較之上一代有更多的機會和更強的能力去閱聽國語流行歌曲。但本於生活經驗和家庭環境,以及對於演歌存有較高的熟悉感和接受能力,他們依然慣於閱聽具有「本土味(日本味)」那種強調轉音/顫音的歌曲。而當這些本省人投入國語流行歌曲市場成為歌星或消費大衆後,一方面造成國、臺語流行歌曲閱聴者之板塊的位移,一方面則衝擊到國語流行歌曲的特徵與內涵。

  1970年代國語流行歌曲的演歌化,應該和這個世代的閱聽者、歌手、詞曲創作者來源的多元化有關。而這似乎也暗示著,1970年代本省人對於演歌唱腔的喜好和接受度應該並無太大的變化;改變的是喜好這些唱腔的消費者中,出現了受到「再中國化」薰陶,也就是會閱讀、書寫國語,並購買國語流行歌曲的本省人。「國語演歌」的出現雖然滿足了部分人的閱聽習性,但也因其中的「低俗」演唱法,在歌曲淨化運動和歌星證制度中遭受到批判和箝制,不久後便急速衰退而近乎銷聲匿跡。

    —摘錄自陳培豐著《歌唱臺灣:連續殖民下臺語歌曲的變遷》(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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