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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抗的共同體:二〇一九香港反送中運動
2020 Openbook好書獎-中文創作

評審推薦語/鄭力軒(決選評審,政大社會系副教授)

  2019年香港爆發的反送中運動,讓世人看到了香港人在既有「經濟動物」形象之外的另一種面貌,數百萬人和平走上街頭,空拍的畫面震撼了國際。在港府無視港人和平訴求而放任警察使用暴力之後,香港反送中運動也一變成為反抗暴政的運動。素來引以為豪、國際化程度傲視亞洲的大學,成為世界學生運動的中心。

  從經濟全球化的中心變成對抗暴政的最前線,這個巨大的轉變從何而來?是近幾年諸多香港書寫的核心關懷。而馬嶽這本《反抗的共同體》,可說是目前中文世界中,由香港在地角度出發最完整的一部著作。

  作者是聲譽卓著的政治學者,從整本著作的結構可以看出他精湛的學術訓練:在運動內部紋理上,從雨傘運動開始娓娓道來,細述香港反抗意識與運動策略在這幾年的發展源流與演化。在外在環境部分,對港府、中國政權與國際各方(包括台灣)如何看待香港人的反抗運動,以及這些行動者的互動對運動的反應與對運動的影響,也做了非常精闢的剖析。此外關於運動對香港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從港鐵到媒體到警暴,也有詳盡的討論。

更重要的是,除了一板一眼的學術分析外,作者身為香港在地人的情感溢於言表。這也使得本書跨越了單純學術著作,成為一個在地知識人對香港的介入。尤其在國安法壟罩香港的今天,這些書寫介入更需要莫大的勇氣,也更值得關心台灣與世界民主自由的讀者細細捧讀。
        
        ——轉載自《Open Book閱讀誌》


.作者:馬嶽
.譯者:
.分類:社會人文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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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節錄
《反抗的共同體:二〇一九香港反送中運動》

第七章 國際篇

7.5 當香港變成西柏林

  香港抗爭陣營所作的國際遊說,非常有效地掌握了當下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把香港問題放在全球政治的圖譜上,大大提升了香港抗爭的重要性,亦把運動帶領到一個新的方向。相較之下,香港政府在國際輿論上則完全落於下風。

  歌手何韻詩七月九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HRC)的發言,提出人權理事會應該把中國驅逐出理事會,她直接點出最主要的矛盾:中國正在侵害世界或西方社會視為核心價值的人權和自由等精神,這和西方社會的主流政治價值有所衝突。黃之鋒在九月十二日訪問柏林,爭取德國及西方國家支持香港,他將香港比喻為「新柏林」,站在對抗共產政權和專制統治的前線。一星期後,黃之鋒、何韻詩、「中國人權」執行主任譚競嫦、學界代表張崑陽等到美國出席國會有關《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的聽證會,批評香港自由倒退、連月警暴、漸變一國一制,呼籲美國維護香港人權自由,以及盡快通過法案。十一月十二日,美參議員賀利呼籲參議院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時,說「有時在歷史的進程中,一個城市的命運可以定義整個世代的挑戰。五十年前是柏林,今天這城市是香港。」

  抗爭者遊說的話語,切合西方的主流核心價值,亦符合西方國家當下的現實政治需要。近年來西方民主國家逐漸注意到中國為首的不少專制國家(包括俄羅斯),在國際上擴張政治影響力,用各種方法散播反民主反自由的價值,並利用西方國家本身的自由民主環境(例如言論自由及商業自由),嘗試影響西方國家的民主體系運作,以及全球的民主發展,因而開始覺得有需要在各方面加以抗衡。

  香港運動的論述自九月開始改變。香港的抗爭運動轉變為全球抵抗中國專制政體擴張的橋頭堡,因此香港的抗爭並不是單純為了自保香港一城的自由,而是代表全世界的文明社會抵抗極權擴張。以此角度看,西方社會就有道德責任聲援及協助香港。這種論述,蔡英文在二〇二〇年競選總統時及當選後亦有採用,同樣是把台灣定位為區域內守衛民主自由、抵抗中國專制力量擴張的重要堡壘。

  這個國際化的角度令運動被重新定義,進一步面向國際。抗爭現場多了出現英文的口號「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以及面向外國的訴求口號「Free Hong Kong」。九月八日到美國領事館的遊行,有不少人手持及揮舞美國國旗,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可以吸引美國傳媒拍攝以及在美國的電視上出現,其後美國國旗在示威遊行現場出現的次數亦有所增加。九月二十九日,本來由台灣發起聲援香港的「全球反極權」遊行,變成全球二十四個國家六十多個城市的「反極權」遊行,當日由銅鑼灣至中環的遊行隊伍中,有數十人分持不同國家的國旗前進,象徵這是和世界上各個不同國家站在一起的運動。抗爭者亦更自覺地要爭取西方國家支持,及以西方制裁作為籌碼之一,八、九月開始有人呼籲多開英文推特帳號作國際宣傳,因為推特在西方社會中較廣泛使用(但香港較少人用)。後來圍攻理大之役,不少支持者便用推特轉發大量片段以向國際求援。

  十一月二日,香港有人發起「求援國際 堅守自治」的維園集會,主旨是呼籲各國對香港爭取自由的運動施以援手,但由於警察反對集會,於是改為由一百多名區議會候選人發起在維園集會。集會開始約一小時即遭警察以武力驅散,接著警察在港島灣仔銅鑼灣一帶以水炮射擊及包抄圍捕,多人被捕,但同日世界上卻有十七個國家共四十八個城市集會聲援香港。
反之,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的國際輿論工作,顯得相當地被動和無力。中國政府對各國聲援香港言論的反應,通常都是說香港問題是中國內政,其他各國不得干涉。到了CECC通過人權及民主法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九月二十六日的回應是:「該案罔顧事實,顛倒黑白,公然為香港激進勢力和暴力份子張目,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對此表示強烈憤慨和堅決反對。」相對香港人的普世價值訴求,這種黨八股式的回應對西方輿論大概不會有效。

  特區政府方面,大量的警暴鏡頭每週傳送到外國,已經在國際輿論上置其於不利地位。何超瓊和伍淑清曾經在九月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言,指摘示威者是暴徒,一小撮人不代表香港七百多萬人意見等。林鄭月娥原定九月到美國的探訪取消,又沒有主要官員針對《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到美國遊說,外訪的官員(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邱騰華等)都只是官式地強調香港的法治自由不變,一國兩制運作良好,經濟競爭力很好等話語,欠缺說服力和針對性。官方發言和其後海外的報章廣告都是官樣文章,單調、缺乏設計意念和吸引力,相對於民間多樣且高質素的網上宣傳短片和廣告,官方在宣傳效應上完全落於下風,反映了與時代脫節的守舊政府,完全沒法與民間智慧抗衡。到了九月底,香港抗爭者已經在國際輿論戰中大獲全勝。      

        ——本文摘自馬嶽著、左岸文化出版《反抗的共同體:二〇一九香港反送中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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