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旅者為了尋找雪豹，再次踏上西藏高原；一九五○年代，日本求道者為了追尋精妙佛法，落腳拉薩。作者徐振輔藉由兩條不同時空的故事主線，將西藏七世紀、二十世紀重要歷史時空摺疊，反映西藏歷經文化移植、戰火席捲所產生的文化認同與經濟發展衝突。融合博物誌、地理學、文化、生態，將西藏人文風景、藏民天性描摹得細緻入微，處處可見對土地與人文的深情與哀惋，全書語境優美、結構精妙、富有哲思，讓人們看見藏人所面臨的困境。
文章節錄
《馴羊記》
雪會記得哪些事？
出行前夜，我在燈下打開筆記本，除了日期外什麼都寫不出來。旅行者一個永恆的矛盾就是， 那麼想貼近一個地方， 卻在漸漸熟悉後感到乏善可陳。異域最巨大的魅力，似乎是基於一種無歷史的錯覺，讓我們誤以為真有什麼地方能夠擺脫時光的鏽蝕。
正月十五，清晨飄雪，但氣象預報提到今晚的月全食，因此我仍篤定出發。早上九點多，才合道送我到河邊，擺下一塊刻了平安經的石頭。再次檢查行李，除了糧食、禦寒、防水裝備外，也帶了採集水樣的玻璃罐。如果礦山位置一如預期，應該隔天中午前就能抵達；如果沒有找到，則最晚要在後天早上折返。
春汛尚未到來，冰封的河流形成幾股發光的白，在近百公尺寬的暗色草灘間蜿蜒纏繞。我穿著雨靴行走，步伐充滿黏性。為節省體力，經常不知不覺走上冰面，直到腳底出現破碎的預感，才趕緊退回來。
先前確認過地圖，瑪洛位於瀾滄江流域，所以這條無名之河應該會在某處匯入瀾滄江幹流，穿過青藏高原，沿橫斷山脈一路向南。途中，河面驟降四千七百公尺，其中蘊藏的龐大能源潛力，誘使人們建起一座又一座大壩，水遂凹折成階梯狀。待出了雲南邊境， 水在東南亞趨於深邃平緩， 流經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等地，最後在越南胡志明市歸於大海，交界處生成紅樹林。這時更多人稱呼它的名字是湄公河。
湄公河是東南亞第一大河，關乎上億人的生計，但因資源本身的跨境特性，近年成為備受關注的政治角力場。當然以河的角度來說，國家邊界並無意義，它以自己的方式連綴起生態系統，人作為一個並不偉大也不卑微的行動者納入體系， 與山脈、雨霧、水藻、蝦蟹、大海建立千絲萬縷的命運網絡。現在透過地理學家與生態學家的代言，我們越來越習慣賦予自然物主體性，熟悉使用「以河的步伐行走、像山一樣思考」這類修辭。雖然很多時候並不如所宣稱的那樣相信，或無法實踐所相信的，但光憑語言的力量，好像就真能理解自然的浪漫、焦慮、呢喃、嘆息，乃至於歇斯底里。
若將這種概念推展到極致，或許就會逼近於英國學者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在一九七二年提出的蓋婭假說（Gaia hypothesis）。這個觀點將地球視為一個大生命體，所有生物與無生物彼此調節、糾纏、共構出健全的運作系統，由此延伸出的各種討論，數十年後的今天仍在學術界綿延不絕。而回到該論文發表的同年，也有另一件大事與之遙相呼應，那就是阿波羅十七號執行了人類迄今最後一次登月任務。其中最值得銘記的是，當那艘太空船從美國東岸發射不久，航行至離地四萬五千公里處時，幾位船員背對太陽，用一臺七十毫米哈蘇相機接八十毫米鏡頭，拍下了史上第一張完整的地球亮面，並將照片賦名為藍色彈珠（The Blue Marble）。
這張影像迅速向全世界傳播， 成為自攝影術發明以來， 最重要、最有名、最具影響力的一張照片。在這種前所未有的凝視角度下，地球如同黑暗宇宙中一座有光的孤島，沒有國界，沒有經緯，沒有地名；你見到的是印度洋、南極大陸、馬達加斯加、撒哈拉沙漠，以及上頭菌絲般的細緻雲霧。時值美國環境運動風起雲湧的七○年代，它啟發了地球村的概念，提醒我們，環境議題在全球尺度下無人置身事外。與藍色彈珠相伴出現的註解通常是：美麗而脆弱。
幾片細雪吸入唇間，冰涼感將漫遊的意識拉回現實。我抬起頭，雨點豆子般打在臉上，原本斬釘截鐵的晴空已然寒風驟起；趕緊拿出帆布，在岩石凹處搭起簡易的避難所。我坐下休息，按摩疲勞的雙腿，嘴裡咀嚼著堅果、葡萄乾和巧克力補充熱量，耳邊盡是傾瀉冰面的叮咚雨聲。
雨下了整整一個小時，高原上的其他動物是不是也躲在什麼地方，聆聽著與此相同的雨聲？
雨一停，雲層旋即消散。我將厚重帆布使勁一甩，捲在背包下面，努力從濕漉漉的沮喪中重拾舉步的信心。冬季太陽傾斜，雨後流光漸變，好像天空咀嚼著想說又說不出口的話。
繼續上路不久，我在水邊發現一塊頭骨，纖長如劍的犄角顯示是隻雄性藏羚羊。這種動物主要棲息在可可西里海拔四千多公尺的草原帶，此處算分布東緣，地形過於崎嶇，能見到骨頭已經相當令人振奮。
不管從生物地理、文化意義、歷史命運來看，藏羚羊恐怕都是青藏高原的最佳代言者。回首上個世紀八○年代可可西里發現金礦以來，那個連牧民都不願久留的荒原便湧入數以萬計的淘金客。他們在河床上竭力淘洗致富美夢的同時，意外發現藏羚羊身上的毛料極為細膩柔軟，價值堪比黃金，於是一場大屠殺就此展開。田野生物學家喬治．夏勒在他的研究手記《第三極的饋贈》中如此描述：「牧民、政府官員、卡車司機，大家都因為獵殺藏羚羊而快速獲利。其中最具傷害性的是那些有組織的盜獵團伙，他們開車從格爾木、西寧、昌都等地遠道而來，一旦找到羊群，便會趁夜打開車頭燈，大舉屠殺被閃得暈頭轉向的藏羚羊。此外還有一種危害更大的殺戮方式—當發現藏羚羊在北方的集體產崽地，他們便會槍殺那些剛分娩或將要分娩、活動力較低的母羊，剝其毛皮，棄屍曠野，任由失去至親的小羊捱餓致死。」
接著，這些羚羊皮會被送往城鎮，讓工人們拔下羊毛和羊絨，將其混在普通羊毛間走私出境。原料經尼泊爾輾轉運至喀什米爾後，由當地技術精湛的織工們製成等級最高的、名為沙圖什的披巾，再送到各大城市販售。當這奢侈之物最終擺上紐約百貨公司的精品櫃，與消費者相遇時，上頭除了高昂的價錢牌，還會附贈一則漂亮的謊言：沙圖什使用的原料來自西藏一種北山羊，春天換毛時，牠們會在灌木上蹭落絨毛，再由當地牧民一點一點收集起來。那就好像在說：「尊貴又善良的客人呀，您的消費不只幫助偏遠世界的貧困人民，過程中也沒有動物受害。」
雖然牧民利用藏羚羊由來已久，卻不曾形成如此龐大的跨國產業鏈。九○年代官方推估的數字是，平均每年有兩萬頭藏羚羊遭到殺害，整體數量銳減超過九成。記得第一次進藏前，我看過一部改編自真實事件的電影《可可西里》，男主角參考的是傑桑．索南達傑的故事。他是九○年代西部工作委員會的領導，多次組織隊伍進山巡查。一九九四年一月，他在與盜獵者的衝突中中彈身亡，此事引起社會高度關注，藏羚羊一躍成為高原最廣為人知的明星物種， 甚至催生一波中國環境運動的浪潮。現在青藏公路的崑崙山口處，還留著一座索南達傑的烈士紀念碑。
姑且不論優劣，我以為，這類作品與其說期待觀眾承諾一種道德立場，倒不如說，純粹想揭露一塊不為人知的腐敗風景。創作的基礎不是對人性的失望，相反地，他們擁有近乎崇高的信念，相信人們心底願意為此流下一滴眼淚。
繼續上溯，積冰斷斷續續，山谷走勢越來越不明確。想起途中碰過幾次歧路，不免擔憂，會不會早已弄錯了方向？一陣恐懼在心底漸漸膨脹，但我繼續前行。 （文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