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命》是郭強生對於四十年來寫作生命的回顧。「命」的意義複雜，郭強生無意作解命人，而是將命視作一種素質：
「命有兩種，一種是可以與他人交流互動的命，這種命如同藝術家、運動家等的生命，他們可以將自己的生命連繫到我們的生命，而產生美與感動；另一種命則是封鎖在自己的軌跡裡頭，無法與人連結。」
「整理稿件時，我才發現，這些年來特別常討論作家的老去、沒落與悲傷。但在寫作的當下，我並沒有意識到。」
上一本文集中，郭強生對於「命」還沒有那麼強烈的感受。而今，他已能看見更遠的地方，更篤定以文字思索、書寫，回應人生種種艱難。
文章節錄
《作家命》
〈當我們討論愛情〉（節選）
張愛玲的讀者自然不覺得自己與瓊瑤的讀者會有什麼共通處，但是愛情就是愛情，管你是工廠女工還是校園才女，被甩了的時候同樣難堪，越是在乎就輸得越慘。愛戀癡纏本就是俗事，除非不沾。想要追求脫俗，只有在紙上，不存在活生生的兩具肉身之軀間。
我輩不讀瓊瑤者，並非年輕時對愛情不好奇，反而是自以為可以談出一場與眾不同的戀愛，以為憑了智慧就可以洞澈情愛，殊不知，情愛與智慧本是背道而馳的兩樣東西。同樣的錯誤可以一犯再犯，對情人來說不是新鮮事。
瓊瑤筆下的男女愛得可歌可泣，這叫不食人間煙火。沉浸於張愛玲的譏誚冷冽，雲端俯暱紅塵情孽，難道不算是另一種不食人間煙火？
才二十出頭，張愛玲便已寫活了凡夫俗女的小情小愛，看她小說中的女角，不管是白流蘇、葛薇龍、淳于敦鳳、還是丁阿小，只要守住一個男人，日子儘管千瘡百孔，湊和著總能過得下去。但那樣的人生，離二十來歲的張愛玲還很遠，美名與自尊她都不缺，寫下了這些故事更像是當做自我警惕—可千萬別這麼傖俗地上演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哪！……
我輩張迷大約都是在青春年少時首次讀到她的作品，自是驚為天人。然後張愛玲就像大學社團裡的某個意見領袖一樣，帶領著一群孩子聚在一起竊竊私語不歇。每個人一開口都模仿了她的聲腔，都喜歡她那種華麗高調的派頭。我們以為她可以帶領我們闖世界。沒參加校園民主運動搖旗吶喊的，暗暗也以張愛玲為師，進行屬於我們的一場「以庸俗反當代」的精神革命。
哪裡知道，這都是烏托邦，對現實人生其實都一樣無知。更不用說，彼時根本不曉，遠在美國的她究竟過的什麼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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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電影，又把小說取出來重讀，依然讀得入神，主要是因為太多的年輕回憶同時浮上心頭。那時我也還沒有戀愛的經驗，以為愛情就該是那樣步步為營，以為人世間真有棋逢對手的某人，能以張腔與我過招調情。
或許，我也只是想調情而已。
那時的我有點自暴自棄，相信一輩子都將與愛情無緣，恐怕這就是我的宿命。
蘇偉貞在她的張愛玲研究《描紅》一書中，有一章節特別談到張愛玲對臺灣同志書寫的影響，認為新一代將張腔發揚光大的，正是同志的書寫。她拿張的作品中不經意流露的同性情誼做為引證，找出類似的描寫也出現在後來的同志作品中。
現在的我再讀到小說〈傾城之戀〉中的那一段話：「精神戀愛的結果永遠是結婚，而肉體之愛往往就停頓在某一階段，很少結婚的希望」，立刻就聯想到在同性結婚無望的年代，這看法未嘗不是許多同志們的自嘲。以張的說法為師，因為只有肉身之愛，難怪成不了連理枝。「以身相許」結果，換得「歲月靜好，現世安穩」足矣，結婚這檔事就別想了。
早年的小說被歸為張派我並不意外，但是《描紅》的論點卻點醒了一個我年少時無自覺的可能：除了文字的魅力與文青都在爭相模仿的風潮外，我在張的故事中是否還找到了另一種寄託？
如果同志在懷春少年時都必須學會壓抑克制，張愛玲筆下那個反愛情的庸俗人世，是否曾讓我得到稍許安慰？ 罷了，不過是一群自私自利的男女在算計著得失，從這場遊戲中缺席，也算不得人生太大的損失……
張愛玲筆下的愛情多少都帶了些病態，這似乎也很符合那時的我，沒有愛情可談的自憐。非常喜歡〈花凋〉，簡直覺得那是自己人生的寫照：不是沒有私慕之人，只是因為家庭，因為社會，更因為自己的不完美，只能被放棄：「碩大的自身和這個腐爛而美麗的世界，兩個屍首背對背栓在一起，你墜著我，我墜著你，往下沉。」
那年頭在臺灣，連國外的同志文學翻譯都少見，只能在張的〈花凋〉中撞見了那最接近的、對愛無望的描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