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很多談論生態環境的書籍是翻譯書，舉的例子是外國的溼地、保護區，方偉達所寫的《生態瞬間》則以台灣本土生態圈為例，如花蓮馬太鞍溼地、台北貓空等，讀來比較有貼近感，內容與問題分析也很細膩，點出一般民眾忽略的視角。
例如，作者指出貓空纜車的設站從空中看是「7」字型，顯露其設計目的是規避環評，因為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五公里以下的建設不必經過環評，若未來想要延長，仍可如法泡製規避環評，一般人就很難注意到這個問題。再根據調查解釋貓纜沿路的鳥種有減少跡象，順便說明貓空的由來，相信台灣的讀者會有興趣。
作者方偉達是留美博士，專攻海岸溼地保護及復育研究，他研究過很多美國案例，回國後則研究調查台灣溼地與生態圈，經過前後十年的醞釀與反省，而集結出版這本環保文學作品。本書以親切的語氣與內容，使讀者自然而然獲得專業知識，刺激讀者深思攸關台灣永續的生態問題。
文章節錄
12黑面琵鷺：戰勝了50/500原則
什麼是50/500原則呢？就是「最小有效而且可以避免近親繁殖，短期間不致於絕種的族群，這種物種數目不能低於五十隻；但是要長期而永續地維持族群，而使得這種動物不至於絕種的有效族群，就必須到達五百隻以上。」
黑面琵鷺在全球的族群曾經在三百隻左右盤旋，目前列為瀕危物種。在二○○二年到二○○三年，在曾文溪口曾經發生過肉毒桿菌中毒事件，共造成七十三隻黑面琵鷺死亡，為近年來最嚴重的死亡事件。因為台灣是黑面琵鷺最大的度冬地，使得國際上對於我國黑面琵鷺的保育措施更加關切。
神秘的黑琵歷史
談到黑面琵鷺，最讓人惋惜的是黑面琵鷺的歷史幾乎是個謎，總有一層面紗籠罩，說不清這種鳥類的歷史。
最早的黑面琵鷺是在日本被發現的，由荷蘭人田明克和日耳曼人須雷格發表。田明克（Coenraad Jacob Temminck, 1778∼1858）當時是荷蘭設於來登的自然史博物館館長。田明克的父親曾經擔任荷蘭東印度公司財務長，擁有許多東亞鳥類標本，這使得田明克對於亞洲的鳥類感到興趣。他和助理須雷格（Hermann Schlegel, 1804∼1884）從日本蒐集到黑面琵鷺的鳥類標本，並且在一八四九年命名為Platalea minor。在拉丁文中，Platalea是扁平狀的意思，而minor是小的意思，他們認為黑面琵鷺在所有琵鷺中，體型算是比較嬌小的。
黑面琵鷺躍上台灣生態史舞台，要到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最早在台灣觀察到黑面琵鷺的人是英國人史溫侯（Robert Swinhoe, 1838∼1877）。史溫侯當時是英國駐台南及打狗的副領事，一八六三年他來到北台灣，在淡水河口觀察到二隻黑面琵鷺，一八六四年三月在淡水獵捕到三隻黑面琵鷺及一隻白琵鷺。
到了一八九三年，專程來台蒐集鳥種的英國鳥類學者拉都希（John David Digues La Touche, 1861∼1935），在中國海關任職期間，從廈門專程來到台灣台南旅行。他搭船遠眺安平附近海岸時，描述說：「許多岸鳥在沼澤地，一群白鳥佇立更遠的地方，好像是琵鷺，但是距離太遠了，實在是無法確定。」
到了一九三八年，日本博物學者風野鐵吉觀察到安平港附近有五十餘隻黑面琵鷺在沙灘棲息。然而，黑面琵鷺在近代鳥類史中，好像就此銷聲匿跡了，直到一九七四年顏重威和陳炳煌教授才在曾文溪口紀錄到黑面琵鷺二十餘隻。這段時間，黑面琵鷺的數量為何？是不是低於蘇利所提的在五十隻以下的瀕危門檻呢？那又是什麼原因造成它們急速的消失呢？這個問題一直是許多學者想要解決的生態史問題。黑面琵鷺歷史的斷層，正需要學者來彌補。
韓戰：黑面琵鷺是最大輸家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1950∼1953）爆發，北朝鮮跨越三十八度線，向南韓進攻。這場戰爭在韓國人之間留下了一道寬闊的鴻溝，也使得黑面琵鷺經歷了一場戰爭浩劫。
黑面琵鷺在每年九月底到十月初的時候，由五歲以上的成鳥帶領當年出生的亞成鳥，從繁殖地沿著濱海島嶼在夜間往南遷移，例如來到台灣曾文溪口度冬。這段旅程成鳥有時只需要短短的六天就可以達成，全程距離約為一七○○公里。一九五○年九月十五日，黑面琵鷺在繁殖區還在準備向南遷徙中，但是許多剛出生的亞成鳥還沒有來得及離開，和人類一樣喪生在砲火的轟擊下。
諷刺的是，一九五三年南北韓在板門店簽訂停戰協議，雙方在橫貫朝鮮半島三十八度線的非軍事區劃設嚴禁一般人民進入的區域，這條狹長的區域，卻形成黑面琵鷺最佳的庇護環境。每年五月底到六月初，黑面琵鷺會回到這裡，這時江華灣的仁川地區，農民剛好在水稻田中播下秧苗，形成琵鷺最好的覓食區。在台灣覓食鹹水魚類的黑面琵鷺，回到韓國繁殖地，在農田中改吃淡水泥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