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看數據來下判斷的時代，演算法加劇了貧富差距。政治學家維吉妮亞．尤班克斯回顧美國自17世紀以降的貧困史，讓讀者清楚看見低端人口向來都是新科技的實驗品，醫療補助、兒童保護政策等立意良善的社會福利，卻因決策機制瑕疵，使電腦計算與人本初衷背道而馳，那些被認為「不配」享有福利的弱勢群體，被挑出來面對懲罰性的公共政策及更嚴格的監控。別說這麼做會傷害原本就弱勢的族群，你也甚至可能被演算法排除而不自知。
文章節錄
《懲罰貧窮：大數據橫行的自動化時代，隱藏在演算法之下的不平等歧視》
我們的世界充斥著資訊哨兵，就像那個鎖定我家做詐欺調查的系統。數位安全警衛收集我們的資訊，推斷我們的行為，掌控我們的資源取得。有些監控是顯而易見的，例如街角的閉路攝影機、手機的全球定位系統記錄我們的行動、警方的無人機飛過示威現場的上空。但許多收集資訊及監控行為的裝置，是難以捉摸又看不見的程式碼，嵌在社群媒體的互動中，流過政府服務的應用程式，包覆在我們試用或購買的每件產品上。它們與社會生活的結構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所以大多時候我們甚至沒注意到自己正受到觀察與分析。
我們都活在數位資料的新時代，但每個人的體驗不盡相同。我家的經歷還可以忍受，是因為我們可以取得資訊，可以自由支配時間，可以自主決定——中產階級常把這些事情視為理所當然。我對演算法決策有足夠的瞭解，所以立即懷疑我們已經成為詐欺調查鎖定的目標。我的彈性工作時間讓我可以花好幾個小時在電話上，處理我們的保險問題。我的雇主也關心我家人的福祉，肯為我辯護。我們一直認為我們有資格享有醫療保險，也因此傑森得到了他需要的治療。
我們也享有大量的物質資源。朋友的募捐活動為我們募得了一萬五千美元的淨額。我們用那筆錢僱了一名助手來幫傑森重返工作崗位，並用剩下的錢來支付保險自付額、收入損失及增加的食物與治療費用。那筆意外之財用完後，我們也花光了積蓄。接著，我們停止支付房貸。最後還申請了一張新的信用卡，累積了五千美元的卡債。我們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從受襲事件及隨後的保險調查所造成的經濟與情感衝擊中恢復過來。但整體來說，我們還是幸運的。
然而，被數位決策系統鎖定時，不是每個人都能過得那麼好。有些家庭沒有我們享有的物質資源與社區支持。許多人不知道自己被數位系統鎖定了，或者沒有精力或專業知識還擊。或許最重要的是，我與傑森經歷的那種數位審查對許多人來說是家常便飯，而不是一次性的異常現象。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著名小說《1984》寫錯了一點。老大哥不是在監視你，他是在監視我們。多數人之所以受到數位監控，是因為他是社群的成員，而不是獨立的個體。有色人種、移民、不討喜的宗教團體、性少數群體、窮人、其他受壓迫與剝削的人群，比優勢群體承受著更大的監控與追蹤負擔。
邊緣化的族群取得公共福利、穿過戒備森嚴的社區、進入醫療系統或跨越國界時，面臨更嚴密的資料收集。當主管機關運用那些資料來懷疑他們並做額外的審查時，那些資料也強化了他們的邊緣地位。那些被認為「不配」享有福利的弱勢群體，被挑出來面對懲罰性的公共政策及更嚴格的監控——於是，惡性循環就此開始。這是一種集體的示警，一種不公正的回饋循環。
自從二〇〇八年經濟大衰退以來，我愈來愈擔心高科技工具對窮人與勞工階級社區的影響。過去十年間，經濟不安全感急劇上升。與此同時，公共服務領域的複雜資料科技也迅速崛起，例如預測性的演算法、風險模型和自動化的資格系統等。政府打著「追求效率」的名義，花大錢投資公共專案的「資料導向管理」，美其名是為了花更少的心力做更多的事情，並讓真正需要幫助的人獲得幫助。但採用這些工具後，那些服務窮人的專案還是跟以前一樣不討喜，這並非巧合。貧困管理的科技不是中性的，而是政府畏懼經濟不穩定又仇視窮人所設計出來的，而且它們又進一步塑造了政治與貧窮的經驗。
鼓吹新資料制度的人，鮮少承認數位決策對窮人與勞工階層的影響。那些身處經濟較底層的人並不認同這種短視近利的觀點，他們往往覺得自己是那些系統鎖定的目標，而不是受益者。
數位追蹤與決策系統已經成為治安、政治預測、行銷、信用報告、刑事量刑、企業管理、金融、公共專案管理的常態。隨著這些系統日益成熟與普及，我開始聽到大家把它們描述成控制、操縱、懲罰的力量。至於新技術促進交流與開啟機會的故事，反而愈來愈難找到了。如今，我最常聽到的是，新的資料制度限制了窮人與勞工階級的機會，解散他們的政治組織，限制他們的移動，削弱他們的人權。二〇〇七年以來究竟發生了什麼，改變了這麼多人的希望與夢想？數位革命如何變成這麼多人的夢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