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近日出版第十九本書《臺灣為何教我哭？》，她以日本人的角度看臺灣，讓我們看到不同的臺灣印象。
作者曾因與母親的關係緊張，想用母親不懂的文字來書寫，因而到北京學中文，卻也為自己開了一扇新的文化之窗。更奇妙的是，她對臺灣本來沒感覺，但在看過魏德聖導演的電影「海角七號」後，連看七次哭七次，開始覺得自己與臺灣土地有強烈地連結，也首次到台北以外的各地旅行。由於中文夠好，可以與台灣人聊天，比一般外國人更易深入了解台灣。
本書是作者旅行台灣各地的紀錄，收錄她寫的令她嚎啕大哭的「海角七號」及與魏德聖導演的精彩對談，還有她從北到南所接觸到的台灣人事物。透過日本人的眼光，我們可以看到與平常不一樣的台灣樣貌，例如在屏東，她看到台灣原住民中有很多知識分子，很有尊嚴，不再背負過去的負面形象。
作者沒有殖民生活經驗，但行腳台灣喚醒她的歷史感，書中娓娓道來對台灣的各種感動，對照她看過日本七十年前拍攝的「南進台灣」影片，她竟像史家也像記者，寫下「顯而易見，帝國主義者不把當地居民放在眼裡，卻專門注目有什麼經濟利益可得」，相當難得。作家的敏感貫穿全書，讓台灣讀者讀到熟悉的台灣時，仍會有新奇的感覺。
文章節錄
愛的遺憾‧恨的遺憾——魏德聖的彩虹
聽說魏德聖導演的新片「賽德克‧巴萊」已經殺青，令人好期待二○一一年的正式上映。他曾在媒體訪問中說過：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不僅給台灣留下了「恨的遺憾」而且也造成了「愛的遺憾」，「海角七號」是有關愛情，「賽德克‧巴萊」則是有關仇恨的電影，把兩者放在一起，才能呈現出殖民統治對台灣社會的整體影響。
眾所周知，魏導早在一九九七年就開始策劃了「賽德克‧巴萊」。當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台灣電視台報導原住民向政府要求「還我土地」的消息。原住民要尋回民族尊嚴的精神使魏導敬佩。他研究霧社事件，寫出了「賽德克‧巴萊」的腳本。但是籌集資金不容易，加上大家都說「關於日治的電影不賣座」。為了證明自己靈感之正確，他先著手於成本比較低，且一樣有關日治的影片，那就是「海角七號」。
「海角七號」在台灣電影史上創造了許多方面的突破。我特別佩服該片為原住民塑造了很正面的形象。誰忘得了傷感的歐拉朗（「我想唱歌」）和熱情的勞馬（「她是我的魯凱公主」）？何況他們的職業是警察。以往在台灣電影裡，原住民的角色不是「老莫的第二個春天」中外省老兵花錢買的新娘，就是在「超級公民」裡被槍斃的殺人犯。要追溯到日治時代，就是「沙鴦之鐘」裡送行日本老師出征的路上落水喪命的「番婦」了。沙鴦送行的老師其實也是警察，因為當年在山地管治安的日本警察兼任了管教化的學校老師。
總之，在我過去的印象中，台灣電影裡的原住民似乎只有被教化、管治、收購、逮捕、槍斃的份兒，不是被瞧不起，就是被同情的。所以「海角七號」真教我大開眼界了。原來，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社會，有會操流利國語、台語的原住民警察，向漢人郵差（實際上由阿美族血統的范逸臣飾演）罰款，因為他「顯得特別倒楣」。丹耐夫正若和民雄，兩位排灣族音樂家飾演的警察父子，可以說是台灣原住民形象的紀念碑。
關於「海角七號」的背景，魏導也說過，他要選擇「一看就知道是台灣」的地方。他選的不是台北也不是台南，居然是屏東縣恆春鎮。在影片開頭，主人翁阿嘉罵了一聲台北，摔了一把吉他，騎上摩托車縱貫台灣，最後抵達的家鄉，給人印象最深刻的無疑是圍牆。那是一八七九年竣工的中式城牆，建設的目的不外是防禦日本軍隊進攻，因為早五年發生的牡丹社事件中，西鄉從道率領的三千多名日本士兵登陸恆春半島，跟當年琅嶠十八社中的牡丹社、高士佛社族人交了火。
本來公然道「生番地不載版圖」的清政府，終於認識到事情之嚴重性，由欽差大臣沈保楨奏請朝廷在戰場附近設置的縣府，就是阿嘉的家鄉恆春鎮。台灣電影歷史上最賣座的作品，既圍繞著台日戀情，又以牡丹社事件場地為背景，導演的用意實在不簡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