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齡八十三的國際知名鋼琴家蓋瑞‧葛拉夫曼，三十年前寫的回憶錄，在歐美擁有廣大讀者群，但在華人地區，最近才首次翻譯發行中文版，書名是《我為什麼要練琴：音樂老頑童葛拉夫曼》。這還得拜他教導出郎朗等多位揚名國際的中國大陸與華裔年輕鋼琴家之賜，否則，華人讀者不知何時才能閱讀到這本好書。
葛拉夫曼一生經歷相當傳奇，舉世皆知的是，做為國際間第一流的鋼琴家，他卻不幸於一九七五年手指受傷，治療到一九八○年左右，右手確定不能再彈鋼琴，從此只能用左手彈琴，也使他的生活徹底改變。不過，他沒有受到太大打擊，因為他的興趣多元，除了鋼琴，他也對生活各層面充滿了興趣。
例如，葛拉夫曼受到著迷東亞骨董的鋼琴家朋友影響，開始熱衷接觸中國的骨董藝術品，還學中文，甚至樂於接受亞洲偏遠地區音樂演奏會邀請，只為能到演奏地附近的考古遺跡參與挖掘行動。他對美食也有濃厚興趣，吃遍紐約美食，本身也練就好廚藝，《紐約時報》專文報導甚至以「獨門伏特加釀造大師」形容他。
這本書讓讀者知道葛拉夫曼是個生命豐富的人，幽默風趣不刻薄，善於調侃自己而不嘲諷別人，修養境界不輸藝術成就。關於音樂，他則以認真與嚴肅看待，從該如何學習與聆賞，到過去許多大音樂家的故事讓他學到什麼。他以和彈奏音樂一樣流暢的文字，像個跨時空的使者，把許多音樂家看音樂的靈光智慧保留下來，如今讀來，雖古老，也新鮮，令人想讚嘆「葛拉夫曼真是個精采的人」。
文章節錄
第一章 絕非自願
我第一次在好萊塢露天音樂會（Hollywood Bowl）上演出的是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的曲子；兩年後的第二次，還是同一首曲子；又過了兩年的第三次，我仍然被告知要彈同一首柴可夫斯基。
「嗯，或許您記錯了，但我已經連續兩次在你們這兒演奏同一首曲子了。」我怯生生地對來通知我演出曲目的洛杉磯愛樂的傑伊．魯巴諾夫說。
「沒錯，」他板著臉，深鎖雙眉，對我吼叫，「不過你要一直彈這個曲子，直到你彈好為止。」
他們一定注意到我在那場演出的進步。隔年暑假，我發現我被安排彈奏普羅高菲夫了。
記得演出那天早上，我非常興奮地去排練。我的興奮之情不只是來自新的曲目，更是來自能在洛杉磯演出的成就感。那是我長達三個月巡演的最後一站，因為一些可笑的巧合，我從巴登巴登一路演出到博拉博拉島，還在博拉博拉島染上傷寒病毒卻不自知。但是，什麼事情都不能破壞我因為再次證明地球確實是圓的所得到的喜悅。我跟指揮安德烈．普列文（Andre Previn）打招呼，眉飛色舞地說：「我昨天還在帕皮提開車呢！」
安德烈兀自數著拍子，正在讀樂譜。他抬起了眼，慧黠地點頭後下了評語：「是喔，那你一路上一定都沒有遇到紅燈吧！」
如果當時在我跟前，正跪著一位尋求啟示的年輕鋼琴家，肯定會迫不及待提問：「老師啊，我完全聽到了您所說的，能否開示其中的含意？」在一番慎思之後，我猜我會回答：「好孩子，首先要記得，你絕對不可能完美，就算偶爾覺得還不錯，總還是會有人不滿意。俗話說，月有陰晴圓缺，最要緊的是，你做得好不好，自己難道不知道嗎？」
「那第二個寓意呢？這到底教了我什麼啊？」
「第二點，聽好囉，人家指揮才不關心你去了哪裡逍遙，你只要在該出現的時候準時出現就行了。」
或許正因如此，年輕鋼琴家沒幾個要來跪在我跟前，但從另一角度（或另一個膝蓋）看來，這樣的結果也好，就像我那位永遠泰然自若的經紀人哈利．比爾（Harry Beall）最喜歡說的：「即使上刀山，下油鍋，總得親自體驗才會深刻。」再說，現在的情況也大為不同了！
我大約從一九四七年開始公開演出，猛然一想，那還真是好久好久以前了。我現在會遇到那些小孩已經上學、乖乖繳稅、在佛羅里達擁有度假公寓的成年人，當時他們都還沒出生，有時候會問我那是個怎樣的時代？這些問題讓我想到一件西貝流士（Jean Sibelius）的軼事。
西貝流士小時候遇到一個很老很老的老頭兒，老頭兒還是小伙子的時候，是幫貝多芬的樂譜商送件的小弟。遇到曾經見過貝多芬本人的老頭兒，西貝流士自然十分好奇。他苦苦追問：「貝多芬是什麼樣的人哪，你總該記得一點什麼吧？那可是貝多芬欸！」那老頭兒絞盡腦汁，拼了老命回想起那些已消逝殆盡的舊日時光。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西貝流士緊迫盯人地追問。老頭好不容易想到了一些他去貝多芬家領取或遞送手稿的往事，喜出望外地說了一句：「他的手毛超多！」
儘管我只能以差堪送貨小弟程度的觀點，盡力回溯我所認識的幾位極優異的音樂家（那些我打過交道的傳奇音樂家的名字，好歹也該帶上一筆，其中幾位跟我好說還是師徒一場）。
我自認是恰當人選，也夠資格用就算不是百分百正確、起碼也是第一手資料的方式，來描述二十世紀中葉的美國鋼琴演奏家的生平見聞以及他身處的時代，還有在大庭廣眾下彈琴的樂趣和危險。
最初建議我寫這麼一本書的，是雙日（Doubleday）出版社現任資深編輯的肯尼斯．麥柯爾密克（Kenneth McCormik）。我們相交多年（他是個熱切的樂迷），不僅聽過不少我的演出，也聽過我大談無數的冒險故事。我從來沒想過他會這樣子整我（由此可證，誰都不可信賴）。
至於把我壓垮的最後一根稻草，或者說這本書的真正根源，則是我在《紐約時報藝文與休閒版》所寫的一篇關於我的埃及之旅的文章。那篇文章讓我跟開羅音樂學院的女校長弄得不太愉快，但是肯[1]卻見獵心喜。這傢伙一點也不介意我在文中，「不帶貶意）地指陳開羅音樂學院陰氣逼人，這也讓我變成開羅和約簽訂以來，第一個不受埃及歡迎的猶太人。
而我呢，卻因為自己一次無心賈禍而悔不當初，打定主意再也不寫文章了。然而肯是個很有說服力的人，讓我再度暴露在四處得罪人的危險之中。但我這次小心翼翼，只寫一九六０年中期以前發生的那些冒險犯難的經歷。問題是，近期發生的事情偶爾還是會不小心摻合進來。我儘可能避談近事。盼望書中所提到的陳年往事，陳舊到可以讓我的任何無禮、詞窮、不敬都不算太明顯。要是我冒犯了任何人，那也是無心之過。
至於「為什麼一個門外漢可以寫書」這種質疑，一開始我們還因此覺得有點尷尬，但是後來聽說馬可波羅的那部《遊宇記》也是作者對一個跟他在熱內亞一起坐牢的抄寫員──書中稱他為「職業羅曼史作者」[2]（多可愛的頭銜啊！）——口述而來，就也覺得沒什麼不好意思的了。
雖然我不認識什麼抄寫員，不過我倒是有個挺會打字的妻子。雖然她不是什麼職業傳奇作者，但是她對過往細節向來有驚人的記憶力〈這個能力也被她偷用在這本書裡〉，同時，只要不逼她跟任何人通電話，叫她做什麼都好。因此，我們只要將就把波音七四七的貴賓候機室、臨時充當休息室的破敗高中教室，或是娃娃屋大小卻塞進正常的家具和直立鋼琴的日本旅館房間，全都想像成十三世紀的熱內亞牢房的模樣，那我寫書這事兒就有譜了。
老實說，我不確定書中言不及義的長篇大論能否告慰先父在天之靈。在接下來的章節裡面，各位會讀到他一心指望我專心致志，如果他知道我幹起這種閒勾當，他極可能會挑起眉毛不解地看著我，擦亮他的眼鏡，用手指敲打桌子說道：「一本書？ 你還花時間寫書？你應該多學兩首協奏曲的！」
特此警告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