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認為台灣的現代化是從日據時代開始，也就是日本殖民台灣才對台灣的現代化做出貢獻，《戴國煇全集》詳載已故台灣史學專家戴國煇教授權威的史學與台灣研究論述，指出台灣現代化的開始可溯及清代1840年代，才是史實，前述歌頌日本的說法源自日本學界的殖民史觀，充分顯露日本有關日人治台史研究的重大缺陷。
書中指出，研究台灣史應該打開殖民史的框架，不可從1895年日本據台的斷代角度切入。從歷史長河觀察，上溯1840年代，清朝因鴉片戰爭戰敗簽訂南京條約，開放「滬尾（淡水河口）」等五口通商，才是台灣現代化的濫觴。日本人只帶來西化技術，延續台灣的現代化，而非新創，出發點更不是為了被統治民族台灣人的利益。
這套全集出版意義重大，主要在戴國煇旅日四十一年，研究台灣史獲致重大成就，發現台灣現代化應往前推到清代開始，同時開創台灣史研究派別，培養台灣史研究人才。在台灣史從被忽略的領域慢慢地茁壯成顯學，戴國煇扮演重要角色。1996年他回台定居，任總統府國安會議諮詢委員，他自視為客籍中國人，與當時總統李登輝的台獨立場大相逕庭。
戴國煇長期用日文寫台灣史研究論述，1990年後才有中文譯本，2002年他逝世後未留下資產，戴夫人把夫婿藏書近六萬冊都贈予中央研究院完整保存，部分珍貴版本則由中研院價購，所得金錢則拿來籌備出版這套全集，甚至很多文章親自翻譯，讓台灣人都能了解戴國煇這位值得尊敬的台灣史學家，也為全集增添感人的元素。
文章節錄
晚清期台灣的社會經濟
──並試論如何科學地認識日帝治台史
日本人有一句俗話，稱十年為「一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也就是日本戰敗投降，已有22年（譯者按：本文成稿於1967年）了。換句話說，台灣脫離了殖民地統治桎梏亦已等於22年。套一句日本俗語，恰恰好是「二昔」多出二年來。
我們可以暫時不述及，因殖民統治而惹起的統治民族（日本人）與被統治民族（包括高山諸族和漢族的台澎諸島住民）間的心理糾葛能否藉光陰的流逝而被沖淡以及被忘懷。但為了建立及發展今後中日兩民族間的友好關係，筆者認為雙方的有關學者必須積極承擔起加強研究中日甲午戰爭本身的真相，以及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所展開的中日兩國關係之責任。
日本學界對有關中國的研究一向頗為盛行，但照理應該被包括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且為其重大一環的台日關係，尤其是有關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的社會科學研究，卻是意外地、少有學者從事。如眾所知，日本統治台灣是根據1895年清朝與日本明治政府所簽訂《馬關條約》而「割讓」台灣作為開始。終止於戰敗了的日本帝國接受《波茨坦宣言》，末任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在台北市中山堂簽訂降書（1945年10月25日）時。其期間約為50年6個月。
近幾年來，台灣的「經濟發展」為世人所稱道，由是有一些日本人，尤其是舊台灣總督有關官員和他們的眷屬們所自誇的「日人治台殖民統治是成功的」、「台灣是借了日本的力量才開發出來的」、「台灣是由日本才被近代化的」等等議論已大大地越出「往事只能回味」的領域，而慢慢地且普遍地開始被肯定接受。
我們還得指出，未來不過是「副產品」的殖民地，台灣經濟發展也不是日本人心甘情願地留下給台灣島民的。是因日本戰敗，日本人被逼迫無法帶回日本去，不得不將「副產品」留下來。上舉一味歌頌殖民地經濟發展的人們，似乎故意忽視這個極其簡單且嚴肅的史實。在戰前戰中，沒有言論自由的日本作出如上一類歌頌殖民體制功績的言論，我們尚可原諒，但在第三世界新興勢力已抬頭，連先進帝國主義者的後裔們都普遍地能接受「不管任何形式的殖民體制，一概應該被否定」這種想法的今天，居然還有日本朋友對殖民地經濟發展作出無條件的歌頌，真叫有識者痛心，且深感遺憾。
再者，上述一類歌頌論者，往往亦片面地只從殖民統治者的政策措施之結果，單線地來觀察這該加括弧的經濟發展。換句話說，他們習慣於只從身為統治者地位的日本當局及日本人的立場，單方面來探討所有促進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所在。結果這些論者，無法對同樣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台灣和朝鮮—雖然兩者成為殖民地的開始期有其先後，統治期間有50與36年之別—為何在統治過程（包括殖民統治體制下，主體、客體相互間的因應型態和作用）及統治後果上呈現極其不同的現象，作出合情合理且具有說服力的分析與詮釋。
總而言之，世界史上的任何殖民體制，是包括有主體、客體雙方面既綜合又整體抑或既矛盾又互動的體制。因而若忽視客體方面的歷史條件及政治、社會、經濟發展之階段，尤其是忽略或輕視被殖民統治前夕，客體方面所具備條件及所達到的生產力發展階段的話，當然不可能深入且全面地掌握殖民地統治史的全貌。
上舉歌頌論者亦真正忽略了這個理所當然的邏輯。在日本的有關日人治台史研究的重大缺陷亦正在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