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維史陀是二十世紀人類學與思想哲學界巨擘，影響力超越人類學界，遍及各學科領域，也是法國人類學家唯一影響力遍及全世界，堪稱當代人不容錯過，應該多加瞭解的大師級人物。但他的學術作品有其艱澀的地方，《李維史陀：實驗室裡的詩人》一書則提供讀者認識與親近這位大師的捷徑。
作者派翠克‧威肯兼具人類學與巴西歷史研究的背景，他深入研究李維史陀的著作與現藏巴黎國家圖書館的檔案資料，也兩次親訪李維史陀，並維持規律通信。他撰寫的這本書是李維史陀2009年11月以一百零一歲高齡去世後的最完整傳記，足以帶領讀者進入其生涯與思想的堂奧。
本書分成兩大部分，前半部講述李維史陀年輕時代如何形成他的思想體系與價值觀，後半部探討他的思想對二十世紀的貢獻，極其完整地勾勒出一個文學家如何發展出他複雜而龐大的思想結構。他奠定的思想基礎是在六○年代成名而發光發熱，他正可做為那個自由、具創發性、大膽的時代的一個代表。
喜歡思考的李維史陀不喜歡社交生活，甚少與外界或媒體接觸，大半生都在人類學實驗室度過，也使他罩上神秘面紗，作者文筆流暢，又能旁徵博引，引人入勝的筆法點出李維史陀既神秘又迷人的特質，讓讀者能近距離接觸大師的心靈，而透過他的一生，讀者也可對於二十世紀人類的思想文明重新回顧與反省。
文章節錄
我第一次拜會李維史陀是在二○○五年，地點是社會人類學實驗室，那是一個位於巴黎第五區的研究機構，由他在一九六○年一手創立。第五區常常透著累積了幾世紀的學養氣息，除了有些街道是以笛卡兒、巴斯卡（Pascal）、居維葉（Cuvier）和蒲豐（Buffon）等名字命名以外，一些專門培養最優秀心靈的菁英機構也座落在這裡，包括了亨利四世中學、高等師範學院和法蘭西學院等。在這個「拉丁區」的東面，是那座落成於一九八○年、象徵著法國包容性的豐碑：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Institut du Monde Arabe）。它那些穿孔和帶花紋的金屬窗格讓它看起來未老先衰，就像是前朝遺物。再往前走是十七世紀的植物園（Jardin des Plantes），其幾何形狀布局裡散布一些墨西哥式溫室、裝飾藝術式（Art Deco）風格的冬季花園和一家老式動物園。
李維史陀的辦公室位於一個夾層，要爬上一道緊窄的螺旋形樓梯才到得了，屬於一家改裝過的十九世紀圓形劇場的屋頂的一部分。辦公室一邊是玻璃板，可以看到懸掛在中梁上的鐵製燈具。研究人員和圖書館理員在燈具下方忙碌著，或是敲打手提電腦的鍵盤，或是翻閱書目卡片。遠處的牆壁裝飾著花朵圖案、奇怪的盾形徽和中世紀的勃艮第盔甲。李維史陀的辦公室幾乎毫無異國風情可言（看不見面具和羽毛之類），有的只是書本和大致裝訂過的博士論文。李維史陀的樣子看起來和過去幾十年無大差別，只是皺縮了一些和衰弱了一些。他身上的粗花呢西裝現在對他變得略為大件，鬆垮垮掛在他身上。他彬彬有禮而充滿警覺性，只有他伸手從前胸口袋掏出地址本時才會洩漏出他年事已高的事實：這手會明顯顫抖。雖然已經九十好幾，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他還是會到辦公室去，只是不再寫多少東西。我們的談話以他的巴西歲月為主題，而他說的話奇怪地結合著兩種異質成分：一方面，他提到的事都是我在其他地方就讀過（幾乎和他嘴巴說出來的一字不差），另一方面，他又流露出一種我沒預期的情緒：尖刻但反諷的虛無主義。
我們從《憂鬱的熱帶》談起。那是他的巴西回憶錄，曾在一九五○年代讓他聲名大噪。它始終是他唯一一本非學術性著作，裡面的文學風格只會在他更正式的作品裡隱約出現。我問他為什麼突然會放棄這種文類，此後從未重拾？他給了我一個坦白但讓人洩氣的回答：「我簽了合約，非寫不可，而我需要那筆錢。」（這種回答在他很罕見。在別處，他都是用長篇大論而錯綜複雜的方式，說明自己寫《憂鬱的熱帶》的各種動機和文學抱負。）我們又談到了巴西原住民的現況。「他們的前景何在？」我問。「等你到了我把年紀，就不會再去想未來的問題。」他以冷面笑匠的幽默回答。但接著，他又較為詳細地指出，巴西原住民的人口雖然不斷增加，又擁有自己的保留區並獲得愈來愈大的自決權，但就文化上來說，他們的傳統業已因為西方巨輪的輾壓而衰亡。
我好奇他對巴西利亞（Brasília）會是什麼觀感（這座現代主義風格的首都在李維史陀於巴西從事田野工作之日還不存在，但他一九八○年代陪密特朗總統到巴西進行國是訪問時曾短暫一訪）。我猜想，這座城市會不會跟李維史陀的美學感性產生共鳴，因為他的結構主義研究方法富有形式主義特徵，而且又對圖案和設計深感興趣。沒想到他卻這樣回答：「我沒有足夠時間參觀，而且行程都是預先安排好的。但把我的作品和現代主義相提並論卻是大錯特錯。」他的這個回答後來反覆浮上我的心頭，因為李維史陀的結構主義跟現代主義運動看似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李維史陀看來不想談他的理論。當我問他他認為自己的作品會留下什麼遺澤，問他認不認為自己的理論會存續下去時，他的回答相當坦白：「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準備離開時，他的心情變得輕鬆起來，談到了大皇宮（Grand Palais）正在舉行的「巴西印第安人文物展」，又敦促我務必要看一看。
第二個星期，我走在那些讓人目眩的羽毛頭冠陣列之間。有些頭冠是由豔麗的紅、藍兩色羽毛構成，頭冠的柳條框上裝飾著像是用混凝紙塑成的魚、鳥和美洲豹頭。展品中還包括一些在馬拉若島（Marajó，亞馬遜河出海口的一個大島）找到的四英尺高瓷製骨灰甕。李維史陀的收藏品是展覽會的壓軸。透過玻璃，我看到南比夸拉人的鼻羽、卡都衛歐人以幾何圖案裝飾的甕，還有波洛洛人用於儀式的飾物（我在《憂鬱的熱帶》讀到過這種飾物）。牆壁上懸掛著一排構圖漂亮的黑白照片，是李維史陀的萊卡相機所拍攝。投影機將他拍自田野的一些短片投射在牆上，反覆播放。影片介於早期的新聞畫面跟家庭影片，無聲、過度曝光、有點晃動，穿插著葡萄牙文的解說字幕。在令人難忘的一幕中，一個穿著襤褸花裙子的卡都衛歐老婦人把一些幾何形圖案畫在自己臉上（李維史陀終其一生都對這種圖案入迷不已）。牆上照片中那個蓄絡腮鬍的年輕人和我剛見過的那個老人幾乎毫無相似之處。時間所拉開的鴻溝看來是不可架接的，而李維史陀在這段期間所寫出的高如山積的作品只讓這鴻溝更形擴大。照片中那個幽幽人影感覺像是另一個生命，是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