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最新小說《水死》，從書名到內文的語言特質一如他的散文，帶著些哲學性的論辨。故事敘述主角的父親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將敗前在洪水裡淹死，兼而討論那個時代的精神，充滿批判思維。作者一生反核，作品總是省思過往，挑戰複雜的人性，在日本的爭議性很高，此書也須讀者用心閱讀。
書名意為淹死，卻非作者要表達的哲學概念，所以選擇日語古典化用法，書中也反覆討論是河水沖走或落入河中，正是他的文風。大江以七十餘高齡還寫小說，很了不起，更有意思是書中第一人稱主角是作家，講到的著作也都是大江的作品，讓讀者覺得就是作者的自傳，但大江實際未如主角向母親索取紅皮箱做為小說發想的緣起。
小說開頭是作家自覺有資格拿紅皮箱了，因而回故鄉，但他已是知名作家，故事發展下去，衍生出「我是否等於作家的我」的辯證觀點。因為，如果我已知一些事，但創作故事會轉換扭曲，小說中的我就一定不是我。這種「小說學」的基本常識，對一般讀者是挑戰。而自己到底是不是自己，也正是人生常有的一個迷思。
主角從回鄉拿到紅皮箱後慢慢發現爸爸那一代日本人的精神與思考，是他十歲時不會懂，到六十歲回想才懂的事，就是天皇要你死，你就得死，但這對嗎？這樣引發的歷史思考，是對天皇不敬，但就是要反省過去、精神上「殺王」，才得解脫舊時代束縛。紅皮箱裡的父親手稿，透露父親在將戰敗時想做神風特攻隊、以殺掉天皇的超越時代的思考，不一定成真，卻成為後來作家的小說。確實充滿辯證意味。
作者透過小說中的我寫父親的故事，下筆時要設想父親那時代人們對天皇崇拜的精神，又有自己現代的省思與批判，不斷擺盪，產生很多哲學思辨內容，閱讀起來很辛苦，但偉大的小說經常挑戰宗教、時代精神湧現的複雜人性，鼓勵人們勇敢面對並走出新局。日本至今仍有很多右派份子，就是未能告別舊時代。此書有助讀者腦力激盪，不斷反思。
文章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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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一次，我曾開始寫「水死小說」，那還是我三十剛出頭的時候。當時我寫了《萬延元年的足球隊》，認為自己的磨煉取得了相應的成功，便想到用「水死小說」試著檢驗這次磨煉的效果。我將小說開頭那一章，以及與此同步的一些文字素描，寄給住在四國森林裡、已是六十有餘的母親，並在另附的信函裡表示，希望媽媽讓我打開她在上海旅行時，買回來的那只「紅皮箱」，查閱續寫這部將家父作為主軸的小說裡所需要的資料。然而，原本最早說起「紅皮箱」中塞滿了小說素材的家母並沒有直接回覆，連小說的草稿也沒給寄回來。無奈之餘，我斷了繼續寫下去的念頭，卻於翌年夏天，在憤懣的驅使下，發表了《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在這部作品裡我將家父與孩童時代的自己、甚至連家母都予以諷刺畫般的處理。
與家母一同生活的亞紗寄來了明信片，上面寫著：「相較於哥哥在小說結尾處寫的那些媽媽冷言冷語的臺詞，媽媽以更激烈的言辭批評了你，說是我們只能與古義（我的慣稱）斷絕關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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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前，我家庭裡誕生了頭蓋骨缺損的長子，實際生活中的這種困境，卻為我與母親之間的關係帶來了新的轉折。長子阿亮在同殘疾奮鬥中成長的經歷發揮了媒介作用，千樫與四國老家恢復了交往，我也自然而然地同那種平穩的家族關係聯繫在了一起。不過，關於我的「水死小說」序章和卡片以及「紅皮箱」，家母卻沒有從自己口中說出分毫（她曾對我妹妹感慨地說起自己的感想，說是「古義在峽谷裡生活的少年時期，鑽進了非常危險的地方，由於是我歪扭著把他給鼓搗出來的，所以他的人格也受到了扭曲！」因此，這或許是她不想重複教育上的失誤），直至九十五歲去世時為止，家母一直都是如此。留下死後十年再交給我的安排後，家母死去了！
儘管如此，我漸漸不再懷疑自己不久後將書寫「水死小說」。不過，若問起我曾否將「水死小說」強行拉到我生活的不同時期的正面(「水死小說」是否強行出現在我生活中的不同面向，而必須正面以對/無法逃避的話)，那便是某個時期我獨自一人旅居海外期間，或是在我一直敬愛的某人死去之後，回想起來倒是確有這樣的例子，即使這樣的情況持續，卻從不曾讓我堅持開始寫作新的文學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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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母親死後十年之際，被亞紗告知將「紅皮箱」交給我的時刻已到，於是在我來說，一直懸而未決的「水死小說」除了重新開始寫作外，已經不能再有其他考慮。而且，事態發展至此，我意識到迄今為止，我其實早就緩慢地做著這個準備了。不僅家母原本保存下來的資料，我寄送給家母的「水死小說」序章和卡片，也在亞紗準備交給我的「紅皮箱」裡。倘若說起重新開始寫作這部已為懸案的「水死小說」的伎倆，恐怕此前作為小說家的人生習慣已經積累下來了。這種想法，與我作為小說家的人生臨近終結的想法重疊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