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條從帝國到現代性的道路上，中國總是躁動不安。乾隆締造的盛世，卻因為內亂外患交相攻之下衰退，直到了鄧小平改革開放，中國才似乎重新站上世界舞台，但本書作者指出，這條重返盛世之路是條不歸路，因為「今天的中國，是民族主義掛帥，而非普世主義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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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國際地位將取決於國內及國外局勢的影響。中國國內最大的問題是成長不均衡，使得廣大地區落後於先進的省市，再加上缺乏適當的福利制度和保障工人不受剝削的辦法，導致貧富極其懸殊。溫家寶等人抨擊西方國家的缺失，可是中國的貧富差距程度至少是美國及英國的兩倍高，也比德國和法國高。雖然緩慢、也不是很肯定地試圖對付這個惡劣情勢（例如，重新實行某種形式的教育和醫療照護補貼）中國也搬出鄧小平說，要發展社會「某些人必須先富起來」，替自己辯護。這套「水漲船就高」的說法卻出現一個問題：中國貧富差距並沒有降低的跡象；反而是在貧窮地區益加嚴重，很多地方工人因薪資低、工作環境差，頻頻發生動亂。
雖然因為中國整體經濟成長得到好評，卻少有跡象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有能力處理成長所產生的某些社會緊張。黨一再拒絕增加政治的多元主義，失去可做為發洩不滿的安全閥作用，使得中國的政治分歧長期下來不得解決。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無法像毛澤東時代對自己的城市居民展開暴力鎮壓，多少也害怕動粗會動搖全國經濟。有位黨領導人告訴我，他認為即使重演一九八九年事件於今都是無法想像的事。他說：「你想想看，它對中國的信用評等會有什麼衝擊！」黨的領導人孤注一擲搞全面經濟發展，好讓人民不會起而反抗黨。我們已知道，歷史上這樣賭博罕有勝利。
中國在海外會如此招致疑慮，主要原因是它由共產黨統治。但是，今天的中國政府根本與過去的共產黨人天差地遠。事實上，這個政府已經變得很像民主化之前的台灣或南韓——威權專制，有時候也相當粗暴，但是即使要自衛，已無法搞過去那種暴行。固然我們無法預測中國政治將會如何演變，但是中國若是遵循類似本地區其他國家民主化的模式，只是時間需要拉長一點，我也不會太驚訝。不論情勢如何發展，中國共產黨不會永久存在，那些今天仍把黨和國家拉上等號的外國觀察家可謂犯了大錯。歷史顯示中國能夠做到政治改革，就跟他們近來能完成經濟和社會改革一樣，它並沒有根深柢固的價值和態度，非得和鄰國或西方勢不兩立不可。和歷史上的往例一樣，中國的方向終究將是它領導人的政治抉擇。
有一個非常有意思、值得注意的議題，就是民事法在中國的發展。法治一向是中國現代轉型工程中落後的一環，共產黨也知道，因此它可以任意綁架或監禁其敵人。但是就和二十年前它週邊的國家一樣，民事法的不足愈來愈受到迅速發展的商事法之壓力。外國和中國投資人都盼望他們的財產能受到保障。他們播下去的種子，已經有相當大收穫。中國今天的商業法令在某些重大議題上非常類似西方國家，如契約法、公司法、銀行法和商業爭端解決等。甚且，商業法令不僅在中國境內得到接受、還被遵行，它的法院裁定通常並不歧視外國公司或外國投資人，或者是偏袒國有企業。固然中產階級崛起會比其他團體更有民主傾向這個論述在歷史上未必成立，保護財產的需求，有如馬克思十九世紀從歐洲的觀察心得，是資產階級建立法治的原因之一。至少在絕大案例上，長期下來，愈來愈難辯論說，財產的權利要比人的權利來得大。
本書一再說明，中國是多面向的，唯有尊重它的多元性的人才可能長久執掌政權。清朝國祚長久，是因為他們明白中國是個多元社會，必須依據它的差異性統治。國民黨不懂這一點，因此很快就仆倒。中共也不了解，而且還深信現代環境就是一致、同質，因此預期歷史會證明它沒有錯。它的領導人也認為中國同質化是吻合大多數人民實際希望，因此也是吻合中國的傳統。他們在這兩方面恐怕都錯了。中國人希望安定和可以預料的政府，但是他們也希望他們的偏好和作法會得到尊重，不希望國家不必要地干預他們的生活，或不正當地庇護太子黨、官二代致富。中共和他們之前的國民黨無異，在劇變的時代，最需要爭取盟友的時候卻大量樹敵。
北京當前領導人非常擔心政治上的歧異和種族或宗教的異論。或許因為他們知道他們能管治經濟的力量有限，他們堅持要控制政治層面。目前中國並沒有政治選擇存在，雖然工人運動和專業組織從許多不同方向對政府施加壓力，政治異議人士人數極少。即使如此，中共只要感到受到反對者挑釁，仍然反應過度，以致對其政權的國際聲望造成災難的後果。說話輕柔的異議分子劉曉波已因和平抗議被判入獄服刑十一年，可是卻獲得二○一○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中共當局連忙把他妖魔化，指劉曉波是個罪犯，諾貝爾委員會頒獎給他，使這項大獎蒙羞。法輪功一九九九年遭到取締，中共譴責它「封建迷信和墮落思想」。數千名成員被抓去坐牢。中共似乎天生不懂得處理批評，因此害怕在經濟範圍之外出現未經過它核准的任何人或任何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