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進程來看，人類或許占了某些天時地利，甚而包含生物演化的慧黠才來到現今高度的文明。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就該比生存在這地球上任一類動物高等或優越。本書是一本以點連接各個面向的體悟之書，從島嶼臺灣文學出發，跟隨著那些隱匿在歷史文本、文化脈絡、藝術創作等領域中遺留的動物腳印，一步步體會那些在書本、曾出現甚至就生活在我們周遭動物們的感受。盼望，能為了人以外的，成為更好的人。
文章節錄
《成為人以外的：臺灣文學中的動物群像》
為了人以外的／黃宗潔
我就讀的那間，位於臺北城西、歷史悠久的國小，曾經有一座動物園。小小的動物園在校園一角，不遠處有我最愛的一棵銀杏樹。下課的時候，我總愛往那兒跑，撿拾樹上掉下來的葉子，然後站在鐵絲網旁看動物。那個年代不像現在，除非特定日子，否則不會在學校拍照，因此我手邊竟沒有留下半張證明那個動物園曾經存在的照片，至於它「存活」了幾年、究竟養過多少動物、牠們的壽命又維持了多久，都不是那個年紀的我會明白，以及深思過的問題。
但我始終記得，那座動物園裡曾有過一隻梅花鹿。小小的空間，牠就站在那裡。印象中旁邊有孔雀、兔子、似乎還有猴子。所有動物混養在一起。動物園的許多細節，都和小學生活一起隨著時間模糊了，但那隻梅花鹿一直停格在我記憶裡，以那側身站著的姿態。
直到後來，我一步步踏入動物保護的場域，又一步步將研究的觸角延伸至將動物關懷與文學研究結合。然後我在鄭麗榕老師《文明與野獸》一書中看見了這段敘述：
一九七○年代，動物園已開始加強與小學的合作，包括將園內繁殖過多的小動物，如珠雞或標本，以教學用途的名義贈與國民小學，協助其設立小型動物園，號稱目的在於「為自然科學教育扎根」……事實上，所謂「過剩動物」的處理，正是反映動物園對生命態度的顯例。
突然間，我彷彿又看見了記憶中那隻梅花鹿。牠應該不是來自動物園的過剩動物，但毫無疑問來自一個民間可以透過管道買賣梅花鹿進行飼養的時代，而這樣的行為被視為自然科學教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這讓我清楚地意識到，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參與了漫長的人與動物互動史——不僅是個人層次的，更包括我們知或不知的社會集體氛圍下，看待與對待動物的方式。
身為一個「七○後」，我成長的那個年代，是一個公立小學裡面會出現小型動物園的年代，而它們的存在，則與當時的主流價值息息相關。它可以單純被視為成長記憶的一部分，再理所當然地被遺忘，但無數動物的命運，可能就在這樣集體的理所當然中被牽動、被改變、既而被犧牲，很多人甚至不知道牠們曾經存在過；又或者，不知道牠們的存在背後，發生過什麼。而文學無疑能成為那個幫助我們知道並記住「發生過什麼」的重要管道。它將個體記憶撿拾拼湊，重組集體記憶。人的遭遇如是，那些被忽略、被排除的「人以外的」遭遇，更如是。
長期以來，動物在人類「大寫的歷史」中，往往不是被異化，就是被邊緣化，牠們是珍奇猛獸、是工具幫手、是貼心寵物、是食物獵物，唯獨不是牠們自己。如同黃宗慧在〈以圖文書為鏡〉文中形容的，「當我們想探問真實動物的身影何在時，卻可能發現牠們並非無所不在。有時牠們就僅僅是，不在」。因為不在，所以騷夏在《上不了的諾亞方舟》中，曾描述一段童年時在高雄目睹公開殺虎的回憶，但是「沒人相信我看過殺老虎」；因為不在，所以當2021年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改編為電視劇時，片頭中一張殺虎照引發許多觀眾驚駭的反應，甚至難以置信地表示：「那是真的老虎嗎？還是某遊行的抗議道具？」
但是，騷夏的文字同樣讓我們看到，當個人經驗與集體記憶（或者應該說，集體失憶）碰撞，動物的「不在」，就有可能成為「此曾在」。這些散落的記憶碎片，將動物這個很容易被大寫的歷史所略過的對象，透過文學的視域加以補足。作家的經驗與反思，可以是動物的往生咒、安魂曲，或者（借用李喬的作品名）修羅祭。另方面，動物在人類生活中所扮演的種種複雜角色，確實也讓人與動物關係成為理解社會文化脈絡時，不可或缺的一環。若將動物抽離，或僅僅推至背景中，許多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脈絡，亦將斷裂難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