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拍電影吧,這是我接近自由的方式。

發稿時間:2012/10/13
還是拍電影吧,這是我接近自由的方式。
還是拍電影吧,這是我接近自由的方式。
作者|賈樟柯
出版社|木馬文化
出版日期|2012/09/19

  為什麼要拍電影?電影,特別是華人電影這條路,好走嗎?未來會如何?身在電影世界裡的人,會怎麼說電影這件事?本書收錄中國大陸導演賈樟柯十幾年來的短文與訪談,有觀察,有觀點,更有提醒。盜版現象,在他看來顯示了中國百姓取得一種「自由觀影的權利」;政府為了對抗好萊塢文化,所推出的保護本土電影政策,只是「以一種霸權限制另一種霸權」;至於電影,對他而言是一種生活的選擇──一種接近自由的方式。這書不只是講電影,也是在談世道,聊人生。

文章節錄

  拍完《小山回家》後,總有人問我,為什麼要用7分鐘的長度,全片十分之一的時間,而僅僅兩個鏡頭去表現民工王小山的行走呢?我知道,對他們來說,這7分鐘足足等於28條廣告,兩首MTV……我不想再往下計算,這是這個行業的計量方法,是他們的方法。對我來說,如果有一個機會讓我與別人交談,我情願用自己的方式說一些實話。

  所以,我決定讓攝影機跟蹤失業的民工,行走在歲末年初的街道上。也就是在那段新舊交替的日子裡,我們透過攝影機,與落魄的小山一起,游走於北京的寒冷中,這長長的7分鐘,與其說是一次專注的凝視,更不如說是一次關於專注的測試。今天,當人們的視聽器官習慣了以秒為單位進行視聽轉換的時候,是否還有人能和我們一起,耐心地凝視著攝影機所面對的終極目標—那些與我們相同或不同的人們。

  可以不斷轉換的電視頻道改變了人們的視聽習慣,在眾多的視聽產品面前,觀眾輕易地選擇了本能需要。藝術家們一味地迎合,使自己喪失了尊嚴。再也沒有人談論「藝術的現狀和我們的對策」,藝術受到了藝術家的調侃,許多人似乎找到了出路—那就是與藝術迅速劃清界限。他們將創作變為了操作,在躲避實用主義者擠兌的同時,使藝術成為了一種實用。將一切都納入處於職業規範之下,甚至不惜壓抑激情與力量,藝術中剩下的除了機巧還有什麼?

  如果這種藝術的職業化僅僅以養家糊口為目的,那我情願做一個自由自在的業餘導演,因為我不想失去自由。當攝影機開始轉動的時候,我希望能問自己一聲,眼前的一切是否是你真正的所思所感?

  一時間,單純的情緒表現成為一種藝術時尚。無論繪畫,音樂,還是電影都停留在了情緒的表層而難以深入到情感的層面。在某部新生代電影MTV式的一千多個鏡頭中,創作者關注的並非生命個體而是單純的自己,雜亂的視聽素材編織起來的除了自戀還是自戀。許多作品猶如自我撫摸,分散的視點事實上拒絕與人真誠交流。藝術家的目光不再銳利,進而缺乏專注。許多人沒有力量凝視自己的真情實感,因為專注情感就要直面人性。一些影片快速的節奏與激情無關,相反只代表著他們逃離真實的狀態。因而,當我們這些更為年輕的人一旦擁有攝影機,檢驗自己的首先便是是否真誠而且專注。《小山回家》中,我們的攝影機不再漂移不定。我願意直面真實,儘管真實中包含著我們人性深處的弱點甚至齷齪。我願意靜靜地凝視,中斷我們的只有下一個鏡頭下一次凝視。我們甚至不像侯孝賢那樣,在凝視過後將攝影機搖起,讓遠處的青山綠水化解內心的悲哀。我們有力量看下去,因為——我不回避。

  不知從哪一天起,總有一些東西讓我激動不已。無論是天光將暗時街頭擁擠的人流,還是陽光初照時小吃攤冒出的白氣,都讓我感到一種真實的存在。無論舒展還是扭曲著的生命都如此匆忙地在眼前浮動。生命在不知不覺中流失,當他們走過時,我聞到了他們身上還有自己身上濃濃的汗味。在我們的氣息融為一體的時候,我們彼此達成溝通。不同面孔上承載著相同的際遇,我願意看民工臉上灰塵蒙蓋下的疙瘩,因為它們自然開放的青春不需要什麼「呵護」。我願意聽他們吃飯時呼呼的口響,因為那是他們誠實的收穫。一切自然地存在著,只需要我們去凝視,去體會。

  於是,我們的目光所及,不再是自我放逐時的苦痛。在我們的視野中,每一個行走著的生命個體都能給我們一份真摯的感動,甚至一縷疏散的陽光,或者幾聲沉重的呼吸。我們關注著身邊的世界,體會別人的苦痛,我們用我們對於他們的關注表達關懷。我們不再像他們那樣,回避生命的感傷,而直接尋找理性的光輝;我們也不再像他們那樣,在搖滾樂的喧囂聲中低頭凝望自己的影子,並且自我撫摸。我們將真誠地去體諒別人,從而在這個人心漸冷,信念失落的年代努力溝通人與人之間的思想。我們將把對於個體生命的尊重作為前提並且加以張揚。我們關注人的狀況,進而關注社會的狀況。我們還想文以載道,也想背負理想。我們忠實於事實,我們忠實於我們。我們對自己承諾——我不修改。

  因而,當我們將攝影機對準這座城市的時候,必然因為這樣一種態度而變得自由,自信並且誠實。對我來說,獲得態度比獲得形式更為重要。想明白用什麼方法拍電影和想明白用什麼態度看世界永遠不可分開。它使我獲得敘事狀態,進而確立影片的整體形態。無論《有一天,在北京》、《小山回家》還是《嘟嘟》,我都願意獲得這樣一種基礎性的確立。這是談話的條件,也是談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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