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13 10:03（06/17 20:51更新）
今年62歲的張先生還記得45年前進入深圳羅湖海關那一刻，當時只有17歲的他，跟隨父母從香港進入深圳，再搭乘火車到廣州探親。
這是他首次踏足這片陌生的土地，猶記得步入羅湖海關後，深深感受到一股有別於香港的氛圍。這裡戒備森嚴，有持槍士兵把守，父母親及其他港人都顯得格外緊張，遵照穿著綠衣服的人的指示，或排隊，或前行，都不敢張聲。
張先生的父母親也是十分小心，一再低聲叮囑：「跟住（著）我地（們），唔好（不要）走散。」父母親當時緊張的面容，張先生一直沒有忘記，長大後才明白為何當時有些西方國家稱中國為「鐵幕」。
張先生近日回憶說，他大概於1976年下半年經深圳到廣州，記得某晚與廣州表弟外出時，街上突然傳來普通話廣播，表弟向他說打倒「四人幫」了。接著，街上傳出陣陣爆竹聲，群眾遠近歡呼，臉上盡顯歡顏。
當時張先生少不更事，不知道「四人幫」是什麼，長大後才知道這次事件如此重要，不但令中國政局出現歷史性轉折，也打開了這個「鐵幕」一扇門。
在打倒「四人幫」後兩年，即1978年12月，管治大陸的中共召開了11屆三中全會，會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停止文化大革命以來出現的「階級鬥爭」，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其方向概括稱為改革開放，即對內改革，對外開放。
在三中全會召開前，中共內部顯然仍未完全擺脫文革以來內部的混亂和矛盾，當時剛剛復出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為了掃除改革開放的障礙，首先在黨內發起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辯論，在統一內部思想後，才逐步推行相關政策。
中共這場辯論的矛頭指向了時任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在「四人幫」倒台後，毛澤東的指定接班人華國鋒提出了「兩個凡是」方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此外，他還繼續採用「文革」中的一些提法，認為「繼續批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是必要的。華國鋒對文革的態度，影響了中共在文革後撥亂反正的工作。
1977年4月，尚未恢復職務的鄧小平寫信給黨中央，批評「兩個凡是」，強調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其後，中共內部出現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辯論，鄧小平被視為這場辯論的幕後推手。
在鄧小平等領導人的支持下，辯論真理標準在大陸全國展開，衝破了「左」的束縛。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番講話成為中共11屆三中全會的基本指導思想，也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開端。
同年12月18至22日，中共11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開啟了大陸改革開放的時代，而深圳更成為中共高層謀劃大陸經濟發展、擺脫貧窮落後的試點。
深圳市馬洪經濟研究發展基金會創會理事長李羅力向中央社記者說，由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最重要的一個戰略是徹底結束中國的「閉關鎖國」狀態。
1978年11月，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實行「分田到戶，自負盈虧」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拉開了中國對內改革的帷幕。
對外開放上，1979年，北京方面批准廣東、福建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並決定在深圳、珠海、廈門、汕頭試辦經濟特區，目標是「讓一部分人的生活先好起來」。
據說，使用特區名稱，是鄧小平建議的，因為中共早年在陝甘寧的根據地就叫特區。
對於中共中央首先選擇深圳等沿海城市作為經濟特區的原因，李羅力說：「這裡面實際還隱含著另外一個重大的戰略考慮，那就是中國的對外開放要首先從吸引港、台企業和海外僑胞的投資開始。」
中國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也說，深圳毗鄰香港，一方面可以吸引港商前往投資，另一方面又可以藉助香港吸引外商進入深圳。
在鄧小平復出當時，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已經實現經濟起飛，基本完成了工業化。根據港英政府的年鑑，按照最終產品購買者的支出估計，1979年，香港的生產毛額（GDP）為港幣861.13億元，人均生產毛額為港幣1.7574萬元。
澎湃新聞資料則顯示，1979年，深圳的GDP只有人民幣1.96億元，以當時常住人口31萬人計算，人均GDP為人民幣632元，與香港相差很大。
客觀而言，當時的深圳乃至整個廣東都是貧窮的，也因此每天都有人冒著生命危險偷渡到香港，使廣東主政者承受巨大的政治壓力。
在打倒「四人幫」後，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等人提出，在毗鄰香港的深圳設立出口加工基地，利用外資和技術解決就業，發展經濟，建議為鄧小平接受。
但李羅力認為，為免對社會造成巨大的動盪和破壞，改革開放政策剛開始時的主導思想是「摸著石頭過河」，首先選取一些城市作為試點，以摸索對外開放的經驗和成功做法。
劉兆佳則說：「鄧小平的考慮是要通過成立幾個經濟特區來吸收經驗，以避免過快推進而引起中共保守派的阻撓。」
深圳在改革開放前只是大陸民眾偷渡前往香港的踏腳石，在投資環境上是白紙一張，沒路、沒水、沒電、沒車、沒人，成為經濟特區後，一切須從頭開始。
資料顯示，從1979年到1983年間，共有2萬名基建工程兵到了深圳，為深圳開路、建樓、修橋……
但根據資料，在深圳成為經濟特區前兩年，即1978年，港商鄭可明早已嗅到改革開放的味道，他經營的東雅公司於當年3月在深圳開設出口手袋廠。
此後，大批港商陸續進入深圳發展，其後有台商、華商及外商，甚至是大陸其他企業。
在深圳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不能不提中共黨員袁庚。
網上資料顯示，袁庚原名歐陽汝山，1939年加入中共，為不連累家人，改名袁庚。抗日戰爭時，袁庚曾在東江縱隊司令部工作，負責對日軍的情報工作。
抗戰勝利後，袁庚擔任東江縱隊駐港辦事處首任主任，是中共公開派往香港工作的第一位負責人。文革期間，袁庚因「國際間諜罪」被關押在北京秦城監獄長達5年，後來在時任總理周恩來的干預下獲釋。
1978年4月，時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長的袁庚被派往香港調研。隨後，他以中共交通部黨組名義起草了一份「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報告。10月，他被任命為交通部所屬的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
同年，他向中共中央建議設立蛇口工業區。1979年7月，蛇口工業區正式運作，比深圳經濟特區正式成立早了一年。
1979年，袁庚擔任深圳蛇口工業區管理委員會主任，負責蛇口工業區的開發。
蛇口工業區在袁庚的帶領下，在多方面「先行先試」，比如在中國最早實行工程招標，實行職工住房商品化，以及打破「大鍋飯」等。
深圳是中國第一批經濟特區中的頭號特區，而由袁庚主導的蛇口工業區，更是深圳改革開放的試驗田。
深圳成為經濟特區後，發展步伐沒有一刻停過，1982年當地成立了中國第一家外幣購物商場—蛇口購物中心；1983年又有了中國首家股分制企業；1987年底，深圳開創中國先河，首次拍賣土地使用權。
根據資料，1983年，深圳的GDP上升至人民幣7.2億元。在整個80年代，深圳GDP的增速只有1年沒有達到30%，最高增速曾達83.53%。
不少人認為，深圳改革開放所以成功，是因為中共領導人抓住了當時全球製造業面對的成本上升及產業轉移問題，前述港商鄭可明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劉兆佳也指出，70年代末，香港工業已遇上租金居高不下、石油危機及勞工短缺的挑戰，適逢北京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促使香港勞動密集工業北遷，與深圳或珠江三角洲形成「前店後廠」的局面。
綜合而言，深圳得以改革開放及快速發展，糅合了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結果、貧窮落後的敲打及中共領導人掌握時機等因素，時也，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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