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16 10:42（06/17 09:34更新）
1949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年份。這一年，成立才28年就奪下中國大陸江山的中共，另闢法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國民黨則固守中華民國法統退據台灣，從國共角度看，兩岸正式分裂。
因此，1949年，國共關係進入了新篇章。在新仇舊恨下，雙方不但互認對方是敵人，而且是「你死我活、有你無我」的敵人。但隨著武力消滅對方的野心逐漸幻滅及國際局勢變化，1960年代中期起，國共這兩大政治集團，才由準熱戰逐漸轉為冷戰。
到1970年代中期，蔣中正、毛澤東先後辭世，國共兩黨領導層均告換代，中共更開始進行改革開放，乃至於在1979年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正式結束了冷戰軍事對峙，雙方終於和平相待。此後，國民黨政府宣布解除戒嚴，並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視，民間往來自此恢復。
如果說，自中共1921年建黨到1949年建政，國共關係是「以合作開端、以血戰收場」的話。那麼從1949年中共建政兩岸分治，到1988年故總統蔣經國在主導解嚴及開放大陸探親後逝世這將近39年，可謂「以戰爭開端，以和平收場」。
但即使是隔海對峙初期的準熱戰階段，國共兩黨派員密會的傳聞即不絕於耳，且在檯面下，貫穿了這將近39年的對峙年代。雖然因為缺乏互信，國共沒有藉由這些「密使」達成任何主觀目標，但私下的接觸，也為1990年代兩岸恢復協商，先鋪了一條可行的道路。
由於這39年是與台灣息息相關的年代，因此，1949到1988年間的國共關係，對當今的台灣而言，有著啟示的作用。既有可供借鏡之處，也有值得警惕之處。
1949年12月7日，國民政府宣布從成都遷設台北，正式進入兩岸分治時代。1950年3月下旬，共軍攻陷國府在中國大陸的最後據點西昌，正式宣告國民黨完全退出中國大陸。這時，意氣風發的中共，正積極準備武力攻台，等著「解放台灣」。
相形之下，國民黨雖也揚言「反攻大陸」，但在台灣卻受到外援斷絕，以及中共準備渡海攻台的威脅，可謂風雨飄搖。到1950年上半年，國民黨情勢之危殆，一如西安事變前退居延安的中共。
根據近年披露的史料，1950年5月底，在台灣復行視事、回任總統才2個多月的蔣中正指示長子蔣經國，安排黃埔軍校6期畢業，與中共元老、時任上海市長陳毅有姻親關係的李次白，秘赴上海與陳毅接洽，轉達國共互不侵犯的訴求，卻碰了陳毅一個軟釘子。
就公開史料來說，李次白可說是兩岸分治後，第一位幫國共牽線的密使，卻以失敗告終。
然而，上天卻朝著行將滅頂的國民黨，拋來了一個天大的救生圈─韓戰。
1950年6月韓戰爆發，金日成麾下的北韓軍隊勢如破竹，卻被美國率領的聯合國軍隊攔腰攻擊，一路敗退。而看在蔣中正眼裡，更認為是個「反攻大陸」的好時機。中共為顧慮聯合國軍攻入東北，在毛澤東拍板下「抗美援朝」，大軍開入朝鮮半島。
同一時間，美軍也決定協防台灣，免受中共攻擊。從此，面對韓戰及美軍阻擋，中共再也無力「解放台灣」；而國民黨政府獲得了美國援助及防禦，終於在台灣獲得喘息，並站穩腳跟。
於是，後人在描述國共關係時，很喜歡拿西安事變和韓戰作對比。最為人熟知的評論，莫過於「西安事變救了共產黨，韓戰救了國民黨」、「一報還一報，上天不絕共產黨，也不絕國民黨」等語。
從此以後，國共之間除了一江山戰役、金門八二三砲戰、東山島戰役等局部性衝突外，未再爆發大規模的熱戰。只不過，在台灣海峽，雙方免不了還是有著劍拔弩張的對峙。國軍有偵察機飛入中國大陸上市偵蒐被擊落，共軍也有小股兵力在金馬進行襲擾。
到1960年代中期，國共雙方逐漸認清彼此難以相互吞併的事實。中共知道，旗下幾百萬的共軍，從來沒打過大規模海戰，且眼前是最少130公里寬的台灣海峽，而不是幾公里寬，國共戰爭時靠船伕搖槳就能越過的長江。更何況，還有武裝到牙齒的美軍在協防台灣。
國民黨也知道，中共挾人口眾多、土地廣袤、社會控制力強大的優勢，既難從內部發動叛亂，也難從外部攻擊得逞。且協防台灣的美軍，既擋著共軍，也擋著國民黨的「反攻大陸」大業。
於是，在絕大多數台灣人不知情下，國府此時悄悄放棄了「反攻大陸」的大目標，在軍事上開始改採守勢，轉而強調「確保復興基地」，更針對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針鋒相對地喊出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另一頭，中共全黨在1966年卻陷入了文革的混亂和泥淖，連黨中央也被「中央文革小組」取代，更別說軍隊也捲入了文革，大批開國將領被打倒甚至被拘禁，全黨全國全軍根本無暇他顧，遑論「解放台灣」。
從此，兩岸轉入冷戰，國共雙方在檯面上依然充滿敵意，宣傳上互不相讓，對峙依舊。在外交上，中共選擇剛興起獨立潮的非洲，作為國共鬥爭的突破口，逐漸能與國民黨分庭抗禮，奠定1971年取得聯合國席位的基礎。
但在檯面下，國共兩黨並未因為1950年李次白的失敗，而放棄接觸。密使仍然在兩岸之間，透著第三者、第三地你來我往。
其中，1949年國府和談代表之一，其後選擇投共的聞人章士釗，曾經在1956、1958、1962、1973年四度受毛澤東、周恩來之命前往香港，透過他在國民黨結識的友人向蔣中正傳話。內容包括倡議「第三次國共合作」，甚至邀請蔣中正返回浙江奉化老家省親。
然而，蔣中正幾經考量，對這些提議始終興趣缺缺，章士釗1973年5月最後一次前往香港，更因年事已高且過於勞累，在香港病逝。
但國民黨在檯面下也沒閒著。儘管未予理會，蔣中正在章士釗1956年第1次傳話後，就在1957年間接委派旅居香港的前立法委員、被俘黃埔將領宋希濂之兄宋宜山前往北京，一探虛實。
然而，蔣中正對宋宜山立場過份親共大感不悅，加上中共當時大舉「反右」，翌年更爆發八二三炮戰，國民黨的試探，無疾而終。儘管仍有海外人士自願扮演魯仲連，為國共兩黨穿梭，但一事無成，無疾而終。
進入1970年代，儘管中共仍深陷文革風暴，但在外交上卻步步進逼，在1971年10月取代國府進入聯合國，翌年美國時任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更訪問北京，日本也與中共政權建交。大批國家見狀，紛紛倒向中共。
自此，國民黨政權雖然在台灣的經濟建設上取得成就，政治與社會與文革狂風暴雨中的中國大陸比較，也相對穩定。但在國際上的優勢盡失，處境轉為艱難，加上「反攻大陸」班師中原成為泡影，深深刺痛了年邁的蔣中正，最後於1975年4月5日在台北病逝。
據記載，當隨從興高采烈地向毛澤東報告蔣中正的死訊時，毛澤東只是面無表情地說出「知道了」3個字，沒有任何喜悅，讓隨從感到驚訝；1年多後，在親自挑起的文革未見平息下，毛澤東也於1976年9月9日在北京病逝。
蔣、毛的死訊，都給對手陣營一陣尖酸謾罵的機會，但在各自的陣營裡，卻呈現出不同的景象。
在國民黨，蔣中正之子蔣經國早已憑藉接班人之姿，掌握黨國實權，終在1978年5月出任總統，實現權力平穩過渡。即使歷經1979年美國與北京建交，蔣經國的權力與威望直到1988年1月逝世前，堅如磐石。但他和國民黨的挑戰，卻來自逐漸集結而起的黨外政治勢力。
相形之下，毛澤東死後的中共，卻立刻陷入了四人幫試圖武裝奪權、取代指定接班人華國鋒的危機。雖然不到1個月就被華國鋒及葉劍英等人化解，但華國鋒和翌年復出的鄧小平產生激烈的理念衝突。
最後，鄧小平占上風，1978年12月透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黨在「凡是派」暗地掣肘下推動了「改革開放」，從此扭轉中國頹勢，成為中共黨史上劃時代的一頁。這也讓國共關係，翻到了新的一頁。
1978這一年，值得記上一筆。先是蔣經國出任總統，名符其實地掌握國民黨政府的最高權力；接著中共開始推動改革開放；幾乎同時，美國宣布與國府斷交，轉與北京建交。局勢轉變之大，讓中共占了上風，也對國民黨帶來重大考驗。
就在1979年元旦美中正式建交的同一天，中共正式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正式主張兩岸商談結束軍事對峙，還刻意選在同一天由中國國防部下令停止炮擊金門等外島。
歷經30年，國共關係會有如此重大的改變，特別是中共對國民黨的態度軟化，台灣的專家學者看法基本一致，與內外環境、特別是以美國為主的國際環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五岳認為，全球冷戰在1970年代漸趨緩和，加上美國形成「聯中制蘇」戰略目標後與中共接觸，進而談判建交，中共自認美國支持台灣的力道將有所下降，因此順勢推動與國民黨及兩岸局勢的緩和。
持類似看法的前國民黨副秘書長兼陸工會主任、現任伯仲基金會董事長張榮恭指出，藉由與美國和解，中共在1970年代的國際處境得以提升，加上內部因素及現實條件，對待國民黨統治的台灣才會從「武力解放」轉為「和平解放」，再演變為1979年起的「和平統一」。
儘管如此，看在當時的國民黨眼中，這份「告台灣同胞書」形同中共趁美台斷交之危大打統戰牌，試圖「瓦解台灣軍民反共意志」。於是，反共立場和父親一樣強硬的蔣經國，隨即提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拒中共於千里之外，成為1980年代，國民黨及其政府應對中共的最高指導原則。
蔣經國的反應，讓中共頗為失望，但還是不放棄在1981年9月30日，由時任中國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發表「葉九條」，提出國共兩黨可對等談判、統一後的台灣可保留軍隊且享有特別自治權等優厚條件。但蔣經國和國民黨仍然不為所動。
面對僵局，中共由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之子、時任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中共中央對台工作小組副組長廖承志以個人名義，在1982年7月24日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蔣經國，既透過電報中轉發往台北，也在星島日報公開發表，內容仍是勸告蔣經國和國民黨放棄「三不政策」，與中共談判統一。
據記載，當時人在台灣、也被視為兩岸有力傳話人之一的知名學者南懷瑾，收到了這封看上去文情並茂的信。而在一旁，時任總統府秘書長馬紀壯正在等待，準備把信在第一時間呈報給蔣經國。
然而，南懷瑾對這封公開信的評價不高，更批評廖承志的「古文沒有讀通」，信的「文字毛病很多」，還建議國民黨由蔣中正的老部下何應欽出面，回信教訓一下廖承志這個晚輩。
蔣經國自然看到了這封信。最後是由自己的繼母、蔣中正夫人宋美齡出面回了這封信，並在同年8月17日由中央社公開發表，內容可謂極盡嘲諷數落。一開頭就指廖承志的公開信「本可一笑置之」，還反指中共政權「山頭主義更為猖獗、貪汙普遍、賄賂公行」。
1980年代中期，台灣的政治及社會環境面臨巨變，黨外對國民黨的衝撞日增，社會上也充滿著要求兩岸關係更開放的呼聲；至於中共，藉由1984年10月1日建政35週年舉行盛大閱兵，在黨內僅剩下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鄧小平，威望如日中天。
國共關係，似乎到了即將破冰的階段。特別是國民黨政府開始放寬兩岸的轉口貿易，且放鬆對兩岸民間在第三地往來的限制。而中共當局也大力透過各種管道，邀請更多台灣人前往中國大陸參訪。在坊間許多出版品中，這時兩黨私底下尋求溝通管道的意願愈趨積極，各種傳聞不少，為日後的「兩岸密使」創造了一定條件。
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在台北圓山飯店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蔣經國並未加以鎮壓。1987年，蔣經國接連宣布解除戒嚴，並宣布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成為扭轉台灣今後發展，以及兩岸關係走向的重大歷史事件。
蔣經國的開明之舉，讓中共既高興，又帶著驚訝和憂慮。高興的是台灣民眾前往大陸解除了不少限制，但驚訝和憂慮的則是國民黨開放黨禁、報禁，對中共及中國人民是否會產生號召作用？
隨著越來越多的老兵和台商，經由第三地前往大陸探親、經商，國共之間接觸的機會和管道也越來越多。在中國大陸，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社會也越來越開放，對來自台灣的人們，乃至於昔日被描繪成「反動派」的國民黨，更是充滿了好奇和歡迎。
在這樣的氣氛中，蔣經國在1988年1月13日逝世，國民黨由蔣氏父子長期掌權60多年的時代宣告結束，蔣家從此成為國民黨至今難以磨滅的印記。也宣告國共關係，自此進入一個全然不同的階段。
回顧1949至1988年這段歷史，可說是當今兩岸關係的塑造期。由於國共意識型態差距與雙方將近40年的隔絕，今日兩岸的隔閡與差異的根源，也來自這一時期。因此，國共主導的這段歷史，對當今及未來的兩岸關係，有著一定程度的啟示作用。
張五岳主張，中共至今仍是沿用「國共關係」遺留下來的「兩黨關係」在看待兩岸關係，包括面對新興的民進黨。但面對已經3次政黨輪替的台灣，中共有待跳脫「黨與黨關係」，尋求與台灣各政黨、各方面的新互動模式。
他並認為，今後中共對台工作，只會從昔日的國民黨單一對象，或其他統派政黨身上，轉為「政黨」與「民間」分離模式。「政黨關係」將不再是兩岸關係的代名詞，包括國共關係。
回顧歷史，中共建黨百年來，有60多年的時間，是和姓「蔣」的國民黨主事者交鋒。因此，蔣中正、蔣經國父子，既是國民黨至今難以磨滅的印記，更是中共黨史上難以磨滅的兩位對手。
而中共與國民黨之間這段長達60多年的恩怨情仇，相信仍將是日後史家及各界談資不斷、論點分歧，且可能長時間難以斷定是非功過的一段歷史。不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史上少見的「黨與黨關係」。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