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18 10:11（15:28更新）
外企在中國經營，如何「安身立命」始終是一大課題。財經學者觀察，面對中國共產黨的介入影響，「融合」是台商在中國經營不得不面對的轉型，而且黨的影子無處不在。
此外，利用大量政策工具讓台商心甘情願跟著走，成為了另一種更為細緻影響經營、管理的手段。
政大金融系教授殷乃平接受中央社訪問時形容，過去中共對於台商的管制與干涉相對很低，不但張開雙臂歡迎，而且祭出大量的稅負減免措施，加上當時幾乎沒有相關的勞動力、環保等規定，在大陸經濟最需要幫助的時刻，台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台商是享受到蠻多的特別紅利。
然而這樣的紅利總有用完的一天，殷乃平指出，這樣的轉變自2000年開始一路到2008年，中國的經濟環境逐漸健全，台商逐漸成為了中國企業的競爭者，加上政治環境變化，因此在中國大陸的架構型態之下，除非撤出，所有台商在當地營運，開始必須要跟大陸當地的經營的方式「融合」，要完全維持台灣的經營模式是相對困難的。
這樣的「融合」，同樣從政策工具的變化中可見端倪。
「與其說台商學習共產黨模式的經營方針，更像是因為上面政策工具向下布達後，不論是地方政府或台商，勢必要落實這樣的營運模式。」台灣經濟研究院兩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華昇觀察，雖然現在中國經濟崛起，以及全球化下的供應鏈重新分配，許多以製造導向的台商面臨了轉型與產線搬移的困境，然而即便台企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不如早期，但是在中共的立場仍不希望台商大規模的撤出。因此，也再次以政策工具介入，改變台商的經營模式。
陳華昇說，最近中共開始提出一連串「鼓勵台資轉為陸資」的政策就是一個訊號，在這背後也不是只有中共一廂情願，確實是有察覺到仍有台商想要留在大陸，試圖轉型成面對內需市場、響應內循環政策的生產性服務業或物流業。
中共藉由這樣的政策，甚至可能在往後的審批中提供一些便利，達成了不用直接介入私有企業，鼓勵台商經營方針改變的目的；同時，也確保台商的資金持續停留在大陸不會外移。
此外，除了直接針對企業本身的誘因外，中共介入經營管理的另一種細緻手段則從「準國民待遇」下手。
陳華昇說，過去台商在中國經營的時候，享受了大量的優惠，而且許多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台商投資，提供大量福利或大開方便之門。但是隨著台商的角色不再那麼重要後，這些優惠也逐漸減少。
2017年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19大工作報告提及，要給在大陸工作、就學與生活的台灣人「準國民待遇」。此後相關的「惠台措施」一個又一個地被提了出來。
雖然這些手段都被視為統戰的一環，不過陳華昇提到，伴隨著這些認定個人身分的「權利」而來，是企業經營的「義務」。「你要被視為國民，享受相對應的權利，那麼你的工廠經營規範也要符合中國當地企業的標準與條件才行。」
陳華昇補充，過去台商沒被視為國民，但是中共為公司經營規範開闢特別的條件，讓台商賺錢；現在，雖然沒有這些特殊待遇，但是將你視為國民，讓你『融合』進來。這對台商的經營來說多少仍有影響。
除了事後以政策影響台商的經營策略之外，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所所長劉孟俊認為，中共從早期的招商引資到招商選資，並執行騰籠換鳥策略，雖然是名義上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策略，卻也同時是在進行篩選汰換，並對台商釋出轉型或搬遷的訊號。
而比起層層布達政策之下，企業入境隨俗或是地方政府揣摩上意，共產黨對於企業經營的影響，更直接體現在黨支部所扮演的角色。殷乃平說，雖然都叫做黨支部，但是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卻會因為產業本身，或是地方政府的態度而有不同，進而對經營層面的干涉也有所差異。
陳華昇認為，中共的黨組織影響對於企業干預程度的大幅增加，可以追溯至2010年茉莉花革命掀起的全球社會運動，接著在香港的占中運動開始，更讓中共覺得有其必要。同時，另一方面也是民營企業逐漸壯大，讓中共感到擔心。
而在黨支部的角色越來越吃重之後，確實也會發現有些人會藉由這樣的組織，試圖介入企業的經營、影響決策，不論這個行為是個人或是官方授意。
「除了一般大家熟知扮演監視的政治角色外，有些黨支部也扮演著類似『工會』的角色，一方面為員工爭取權益，同時也以此方式影響著企業的經營決策。」殷乃平說，這只是其中一種，而身兼不同任務的黨支部，萬變不離其宗是要跟在其身後的黨組織聯繫，並且回報企業內部的動態，這麼一來要明確切割黨支部對於企業經營的影響，是不太容易的。
另一方面，劉孟俊也觀察到，中共的政策也持續鼓勵台商接受更多陸資入股、鼓勵在大陸IPO，達到台企陸資化的目的，都是影響經營決策的手段。
不論是政策工具鋪天蓋地的影響，或黨組織的介入，在中國共產黨治理之下，黨的領導，除了展現在政治制度外，滲入商業經營領域也成為現在進行式。
黨組織與中共式管理模式，一點一滴成為企業內部的DNA，這樣的滲透並不僅僅只是依照法規在內部建立黨部或是監管。而對於經營者而言，在面對這樣的架構之下，要找到和平共處的模式，恐怕才是安身立命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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