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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自己的路 習近平與西方展開制度之爭

2017年10月中共19大閉幕,大會正式將習近平(前中)提出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冠以「習近平」的名字,並寫入黨章。(中央社檔案照片)。
2017年10月中共19大閉幕,大會正式將習近平(前中)提出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冠以「習近平」的名字,並寫入黨章。(中央社檔案照片)。

中央社記者翟思嘉

2021/06/21 10:07(12:58更新)

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1982年說,中國要「走自己的道路」,並由此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到了習近平充滿自信的「新時代」,這條中國特色道路,終於面臨了與西方的制度之爭。

中共崛起後,發展強調學習蘇聯、實行絕對的社會主義,甚而有針對蘇聯修正主義(蘇修)的批評。到了鄧小平開啟向市場靠攏的改革開放,中共經過數代領導人建構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運用模式。19 大後習近平權力定於一尊,成為中共繼毛澤東、鄧小平之後的「核心」,他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揭櫫中國未來發展方向。

1978年中共第11屆三中全會作出實施改革開放的決策,到1982年中共第12次代表大會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再到1987年中共13大提出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路線,對照鄧小平多次公開表示不能照搬別國模式,中國共產黨從大量借鑒蘇聯的政治經濟經驗,正逐步建立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特色」的發展道路。

中共12大之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詞開始大量出現在鄧小平口中。1983年6月18日,鄧小平在與外籍專家談話時說:「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84年6月30日,他在會見日本訪客時說:「總的來說,這條道路叫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

因此,中共13大報告的主題順理成章確立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1988年11月15日,鄧小平的著作集「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波蘭文版出版,他在為這部書撰寫的「致波蘭讀者」一文中說:「從中國來說,就是要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中國經濟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快速發展,自信逐漸增加;但與此同時,社會與政治在八九民運後被緊縮空間,原地踏步,這樣政左經右的發展模式仍讓中共充滿自信,宣告要廣為「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發展模式」。

2007年12月3日,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表示:「我國選擇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必然對世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 2008年以降,中國舉辦奧運、世界博覽會,中國都在國力宣傳方面下足了功夫。

2008年中國舉辦奧運在國力宣傳方面下足了功夫。圖為北京「鳥巢」國家體育館。(中央社檔案照片)
2008年中國舉辦奧運在國力宣傳方面下足了功夫。圖為北京「鳥巢」國家體育館。(中央社檔案照片)

鄧小平成為中共領導人之後,推行政左經右,在經濟上改革開放,面向市場;政治上則維持國家控制,以黨領政。以中共發展的角度來看,鄧小平也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他開拓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引領後代所有中共領導人的發展方向。

然而,什麼又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2017年10月中共19大在北京閉幕,大會正式將習近平提出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冠以「習近平」的名字,並寫入黨章,2019年又在全國人大會議寫入憲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此奠定習近平在黨內的領導權威,以及超越任期制度的核心地位。

習近平任內,中國發展模式雖仍在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框架中,作法與內涵卻有了更多轉變。外交上,一改過去「韜光養晦」的準則,大肆宣傳其軍事實力,推動絕不示弱的「戰狼外交」,鼓吹中國已能「平視」西方;內政方面,收緊言論、擴大宣傳,強化社會控制,藉打貪腐快速在黨內建立習派系;經濟則加速開放,但同時鞏固黨對企業的「指導」地位。

中國的發展方向與西方期待大相逕庭。政大東亞所所長王信賢指出,從鄧小平到胡溫時代,中國國際地位提高,經濟實力增強,社會控制正在鬆動,關於「民主」的討論萌芽,各種公民團體也蓬勃發展,但鄧、胡的路徑,「在習上台之後,改變了原本發展的軌跡」,同時,習近平走出一條與西方價值相對的中國道路,與美國展開一場價值觀與制度之爭。

王信賢指出,二次大戰時,美蘇也存在發展模式之爭,在蘇聯解體後暫時分出高下。中國的發展模式標榜可持續控制社會,但經濟維持成長,對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有吸引力,而中共也樂於在一帶一路、疫苗外交等實質方面提供援助。雖然習近平說永不稱霸,「但他在跟美國作價值制度之爭,非常明顯」。

王信賢認為,中國想證明其發展道路與制度的優越性,除了內宣需求,也不諱言有對外輸出的期待,但要被其他國家複製目前仍「難度很高」。

中共建黨百年被視為中共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黨的「新核心」習近平勢必要將此刻寫入史書。王信賢說:「今年會是一個階段的總結,也是一個階段的開始」,而「至今誰有能力、權力與資格作總結?」習近平極有可能會在這個紀念日發表具歷史意義的重要講話,會對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作總結,其重要程度可能等同中共過去兩個歷史決議案。

中共關於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分別為1945年4月中共第6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1981年6月中共第11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的「決議」高度評價、並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鞏固毛澤東在全黨的核心地位;1981年的「決議」則確立鄧小平在黨內的核心地位。

王信賢指出,習近平若在建黨百年發表重要講話,起承轉合也將經過設計。首先,「宣傳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這一百年來如何克服萬難鞏固中國現有地位」,其次「突出目前遭遇的問題,在疫情、中美關係等等挑戰下,中國必須由習近平領導,才能繼續往前走。」

然而,作為毛、鄧之後最集中權力的領導人,習近平建構的新時代中國發展模式,仍充滿風險。王信賢用「穩而不安」形容當前中國的社會。

政權穩定取決於社會穩定,一昧壓抑可能帶來更大的反撲,中共對此再清楚不過。王信賢指出,中國近期推出很多針對年輕人的政策,宣傳也偏向年輕化,介入課綱,編寫諸多思想教材,就是因為受到香港、緬甸青年政治抗爭的衝擊,希望在形成火苗之前,收編或撲滅。

此外,經濟上中國的高速發展已經趨緩,中美關係也走入「新時代」,中國能否在美國圍堵下突圍,全面關係著中國未來的發展,中美的價值與制度之爭最後一定有個結局,要如何走向結局,會是中國發展模式最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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