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28 10:10（15:29更新）
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同時被另一支名為「宣傳」的「筆桿子」支撐著。從建黨之初，一步一步藉由宣傳打造意識形態，為中共往後百年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時值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加上中國控制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有成，為著力宣傳黨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肩負宣傳重任的中共中宣部自然成了這波帶動主旋律的核心要角。
從黨為中心向外擴散，以至於在全中國掀起大規模學習黨史運動，並修訂、出版了全新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作為官方指定學習材料；此外，打造「建黨百年紅色旅遊百條精品線路」，藉由旅遊重回與中共黨史有關的故地，用歷史文化喚起中國人民忠黨愛國之心。
另一方面，超過10部，從方方面面讚頌中共「豐功偉業」的「主旋律」電影、電視劇將接力上映，其中更有多部定檔在中共建黨日7月1日，「為黨祝壽」意圖明顯。
這一連串的手段都再再展示出，在這歷史風尖浪頭的時刻，如何用手上的工具，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成了宣傳的主旋律。
流亡美國的30多年的中國作家蘇曉康接受中央社採訪時形容，宣傳系統在中共黨組織中的地位和軍事系統一樣重要。中共1949年建國初期，為了維持穩定，毛澤東極為仰賴「槍桿子」與「筆桿子」兩者。槍桿子是指軍隊，也就是國防部；筆桿子則是意識形態，當然就是中宣部。
談起中共的宣傳方式核心，蘇曉康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列寧式政黨，其中一個主要特點是藉由封閉的意識形態，確立集體共有的意識與價值。而在毛澤東手上，這套意識形態就等同於毛澤東的個人思想，藉由造神的手段打造領袖至上的威權統治，而所有的宣傳工作都圍繞著領袖的個人魅力、思想而展開。
蘇曉康指出，在當時的國際共產社會中，首先將領袖個人的思想化做意識形態並加以宣傳的，並不是毛澤東，而是史達林。毛澤東反而是在1949年之後，逐步學習史達林的這一個手段，並且「發揚光大」。
此外，在這樣的「大內宣」之下，自然會有許多的「標兵」成為牢固這套論述的配角，在當時時空之下被宣傳系統看上，最有名的一個莫過於是「雷鋒」。
1962年，年僅22歲的解放軍士兵雷鋒，在營區發生車禍事故而喪生。而據軍方發布，在雷鋒死後，他的日記被翻了出來，字裡行間滿是對毛澤東的崇敬與愛戴，言必稱毛主席，「學習毛主席」、「按毛主席指示辦事」，堪稱表率且令人「為之動容」。
雷鋒的公祭不但辦得風光，雷鋒的故事也隨著宣傳系統滲入軍隊、教育及社會各階層。隔年3月5日，毛澤東親筆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更把雷鋒精神推向高潮，雷鋒因此成為中國共產黨塑造成黨員革命象徵與模範。
只不過，在這樣集體造神的運動背後，雷鋒日記的真偽也在後世一直受到質疑與挑戰。越來越多的研究認為，雷鋒只是一個被宣傳系統選上的棋子罷了。
蘇曉康認為，毛時代為意識形態宣傳奠下基礎，靠當時的中宣部長陸定一，以及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等人。
據他的觀察，中共對於毛澤東的宣傳就印證了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卡里斯瑪型權威（魅力型權威）即為「對某一個人神聖、英雄或出類拔萃之非凡特質，及其彰顯出的行為模式之遵從」，並建基於領袖「超凡的個人特質、神奇的洞見或成就，並吸引跟隨者盡忠和服從」的權力。
然而這樣的體系隨著極具個人魅力的毛澤東逝世後，出現了空缺，接替而上的人難以再次複製，這套毛氏建立的封閉型意識形態雖然仍以各式文宣存在中國的社會之中，但終究缺乏核心的精神。
只不過，在中共建黨百年以來對於意識形態的宣傳，倒也不是始終牢牢握在手中，在鄧小平在文革結束後重新上台直至六四之前，蘇曉康認為這約莫10年的時間，是中共史上最為自由的一段時間。
蘇曉康指出，最大的原因在於鄧小平不像毛澤東一樣，可以建立一套強而有力的思想與論述，此外他在黨內面對陳雲等人的挑戰。
他說，那段時期鄧小平幾乎是放棄對於意識形態的控制，對外開放，於此同時，趙紫陽時期停止對文藝作品的審查，黨放寬對媒體的管制，中央電視台自負盈虧，因此許多過去與未來不可能播出的作品，也在那時候誕生。
蘇曉康以自己於1988年參與製作的央視紀錄片「河殤」為例，當時第一集「尋夢」的樣片出來時，他自己都嚇了一跳，「我當時也不認為這樣的內容會通過審查」，然而後來在審片會議上，這部受到了央視內的相關人員、文化界的巨擘支持，最後就在這樣的情況，「河殤」得以在央視播出。
然而好日子並未持續太久，這部作品在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反而被貼上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反革命」的標籤，開始受到大力的抨擊，並被禁播，蘇曉康與王魯湘兩名總撰搞人也被官方點名。後來在學運期間上街支持學生的蘇曉康流亡美國、王魯湘則遭判刑9個月。
「中國確實曾經有過這樣的時期，而且在當時的時空下，也才能有好的創作。」他說。
蘇曉康觀察，近年習近平上台之後，在整體宣傳手段上，又有一些回到過去的既視感。
他說，習近平的宣傳手段，在主管文宣系統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滬寧手下運作，除了持續握緊江澤民、胡錦濤以來的愛國論述與民族情緒，更將其推向一個高峰；此外，同樣是理論學者出身的王滬寧，有意學習陳伯達、胡喬木等人的手段，凝聚屬於習時代的意識形態。
只是，雖然從國內外的理論學說中尋求支撐，然而「連語言都很缺乏，有種為倒退回文革鋪路的樣子」。
除了大內宣之外，在國際上「說好中國故事」的大外宣體系，近年也接連遭遇挫敗。習近平日前要求，對外宣傳要塑造「可信、可愛、可敬」形象，隨後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為也向中央政治局講解此議題，被解讀為中國「戰狼」外宣風格可能轉向。
蘇曉康說，張維為「獻策」多少透露出整體宣傳的方向與手段應該改變，然而若沒有建構一套新的意識形態，一樣只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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