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出生的蘇曉康，自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出逃中國，流亡海外三十年。他無法回到故鄉，往昔的胡同小徑、街市菜場、皇城花園，只能夢中追憶。擱在心頭的夙願難以抹去，他執筆記下曾在北京皇城根上生活過、掙扎過的人物，他們是建築家、文學人、革命分子、皇族後裔、名流學者等，後來都不免因政治牽連遭罪，如今，可能也沒人記得了。這毋寧是另一種酷刑，古典的殞落，記憶的消磨，文化的災難，他能做的也只是繼續書寫，把他記得的人情舊事在紙上重現回來，不同於《鬼推磨》的尖銳控訴，《西齋深巷》是古稀遊子回首少年時，一曲望鄉的晚唱。
文章節錄
《西齋深巷》
「記住老師說的話」
提到北池子，那就說說北池子小學，我到北京在那裡讀完小學最後兩年。
我從景山東牆外走過來，天天走到那筒子河的東南角，朝南拐彎，與角樓朝朝暮暮，走著上學。故宮東側筒子河外那條街，叫北池子大街，往南過了東華門，就叫南池子大街了。自古這條街都是皇親國戚的大宅門，沿街綠蔭深濃。也就是一里地遠吧，就有一所小學，紅牆黃瓦，王府一樣的朱漆大門，進門有照壁。
我現在還記得，我們好像是在廟裡上課，教室都是一些失修的殿宇，坑凹不平的青磚墁地，原來我的小學曾經是一座廟，叫凝和廟，用來祭祀雲神，附近還有另一座廟，叫宣仁廟，祠祀風神，俗稱風神廟，都屬於故宮外八廟，雍正年間修的。這一帶總稱騎河樓─元明朝代這裡是河道，留下地名，如東不壓橋、沙灘、南北河沿，都跟水有關。
這地界也頗有點現代史。民國初年，一群受俄國和日本影響的青年發起「工讀互助」團，第一個小組就是在騎河樓成立的，參與者中的李大釗、惲代英、施存統等人，不久就開始建立共產主義小組。附近還有一條箭杆胡同，一九一七年蔡元培邀陳獨秀來到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為他安排的住處，就是箭杆胡同九號，所以《新青年》編輯部就設在這裡，而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後不久，陳獨秀撒傳單時被捕，一百多名北洋軍警，就是在一個深夜裡包圍這個院子，搜走他的許多信件。
也是民國時代的一九三三年，凝和廟改為市立第四十三小學校，應該是中國西化教育較早的學堂了吧？它就是北池子小學的前身。我前面提到，剛到北京很壓抑，上學受歧視，因為說話有口音，很鬱悶地在這裡讀了兩年書。但是有一件事情，令我終身難忘。大概已經是六年級了，有一次上語文課，老師忽然在班上說：「這次作文，蘇曉康寫得最好，待會兒我把它貼在教室壁報上，大家可以去讀讀。」語文老師是一個矮胖的老太太，要下課時她說：「蘇曉康，下課到我辦公室來一趟。」老師們都在一座大殿裡辦公，有很高的臺階，我就走進去，在老師對面坐下，心裡很緊張。張老師說：
「蘇曉康，你很會寫作文，知道嗎？要記住老師今天對你說的話！回去吧。」
當時我好像並沒有聽懂老師的意思，因為那個年紀，怎會懂得「寫」的含義？至於「作文」，我在家裡也要「上語文課」的，那是暑假裡爸爸拿了一套線裝書給我，逼我每天讀一篇，讀不讀得懂他不管，但我必須把讀過的用小楷抄一遍，再翻成白話文，因為那是一部古文，如今我還記得是《李善注昭明文選》。我每天在屋外的樹蔭下，靠一本破字典「硬譯」，實在不懂的，等爸爸下班回來再問他。他像改學生作業一樣看我的「譯文」，卻從來不給我講解，也不逼我硬背。這部《昭明文選》我後來一直帶在身邊很多年。
再說，我的父母本來都是語文教師。四○年代晚期，他們在武漢大學讀書，媽媽讀的就是中文系，卻愛上了在政治系讀了很多年還不畢業的爸爸。後來他們又跑到臺灣，先在台東、後到新竹商專做國文教員，媽媽四川口音很重，還有些口吃，爸爸則是一個共產黨的地下人員，顯然他們倆都是要改作文的。
如今回想當年沙灘的歲月，似乎覺得爸爸一輩子就是在改「作文」，只是他每天清晨走過景山東街，到坐落在「民主廣場」的中宣部大樓裡，是去改那些社論、中央文件、以中共大老們名字發表的文章等等，總之是那裡面的錯別字和病語。我看到過很多他修改的文稿，他總是用鉛筆塗改，以粗粗的線條鉤進去他那一筆渾重蒼勁的字，我很喜歡他的字，他說年輕時他練過魏碑體。他本來就是個中學語文教員，陰差陽錯的四九年後當了報館編輯，大約文章寫得通暢，頗受「黨」裡面的欣賞，六○年毛澤東要陳伯達辦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從全國各省抽調「筆桿子」，竟也「抽」到了他頭上。那是後話。
雖然我當時對張老師的話沒有任何感覺，奇怪的是，從此爬格子的時候，這句話就會在耳邊隱隱響起，它對我的意義，是一輩子的；而我這一輩子就是在爬格子，年紀越大越覺得自己何等幸運，小小年紀，就彷彿被上蒼點醒，叫我徹悟了這一生唯一的本事，一心一意，不做他想，省去多少「少年維特之煩惱」。這幸運，又在於我偶然進了北池子小學，遇到了這位矮胖的語文老師─北京市的中小學老師，是齊刷刷的高水準，是四九年以前的水準，也只有他們一代人，以後再也沒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