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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
  在國際新聞上屢次出現的恐怖屠殺事件,與無差別恐怖攻擊、頻繁的自殺行為,與資本主義當道的政治社會結構究竟有何關連?在這本令人不安的著作中,貝拉迪透過政治經濟現況、社會學、精神分析,與引人入勝的哲學思考,為我們找出這個時代精神潰堤的社會根源。本書具體而微地剖析屠殺和自殺恐怖事件,作者大量援引大眾文化並另闢路徑,娓娓陳述後資本金融社會的利弊得失,網際科技造就人們的符號化與再異化,虛擬與現實的混淆不清,他以哲學╱社會學的宏觀思考,直截了當地指出當代人面臨的集體困境及其成因。

.作者:法蘭克‧貝拉迪
.譯者:林麗雪
.分類:社會人文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6/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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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節錄
《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

第三章 贏一時就好 

科倫拜校園事件

  二十世紀最後一年的四月二十日,科倫拜高中的高三學生哈里斯與克萊柏德,在一小時內就殺了一名老師與十二名學生,還造成二十七人受傷。這兩人隨後自殺身亡。

  大屠殺兩年之後,紀錄片導演麥可摩爾發表了《科倫拜校園事件》(Bowling for Columbine),試著探討這個犯罪行為的社會背景。這部影片的內容聚焦在:美國在外交策略與軍事行動上,有系統地使用暴力;在公開市場與網路上,很容易取得槍枝;美國社會沉迷於恐懼與軍事上的好戰精神,以及逐漸瀰漫在北美日常生活的暴力現象。

  隔年,也就是二○○三年,葛斯范桑發表了他的電影《大象》(Elephant)。在這部片中,導演試圖深入研究他們的心理狀態,處理精神錯亂的主體性本質問題,並試著理解這兩名年輕人在犯下罪行時內心所承受的痛苦。葛斯范桑的電影不只描述他們兩人的攻擊性與暴力,也談到他們對尋求溫柔感受的困惑,他們的挫折與寂寞,一路開展到他們最後的自我毀滅行為。

  在哈里斯的日誌中,他寫到他對自然淘汰理論的推崇,而且他想把每一個人都放進電玩遊戲《毀滅戰士》(Doom)裡,這樣他就可以看見弱者死光光,只剩強者可以活下去。

  不令人意外的是,這兩名年輕人都對電玩成癮,也吸引了新聞記者、評論家與心理學家的注意。普遍的看法認為,長時間暴露在高度暴力的電玩中,可能會對像哈里斯與克萊柏德這樣的年輕人,產生敏感度鈍化(desensitization)的影響,但是這種只集中在電玩遊戲內容的粗淺觀察,並未考量到長期沉浸在數位環境所產生的認知與心理突變。其實不是遊戲內容,而是刺激本身,對親身體驗受苦與愉悅的敏感度,造成了鈍化效果。

  很清楚的是,不是每一個打電玩或受到電子刺激的人,就會變成大屠殺劊子手。在人類心靈突變的大趨勢中,大屠殺劊仔手只是一個能被突顯的表現。

科技/語言的不穩定性

  電視與隨後的數位革命,已經對人類心理開始造成強烈的變化。人類從電子產品學到的字彙,比從母親身上學到的更多,因此一定會發展出新的感性。如果沒有適當考慮到新環境的衝擊,尤其是新的語言學習過程,就無法了解「大眾精神病理學」在我們這個時代裡發展而成的最新形式。

  我們必須考慮到,其中的兩個主要發展:第一,語言學習脫離有效的親身體驗;第二,對他人體驗的虛擬化。第一個轉變特別有趣,致力於研究女性哲學觀點的義大利作家慕拉諾(Luisa Muraro)指出,學習語言與情感關係有非常重要的關連,而且是在學習者的身體與母親的身體之間的情感關係。要深刻而有感地掌握語言的雙重意義,以及理解語言符號中意符(Signifier)與意指(Signified)的關係,靠的是值得信賴的母親,她那渾身富有情感的身體。

  當這個過程簡化成機器與人腦的交流,語言學習就與親身接觸的情感作用分離,而意符與意指的關係變成只有操作性的意義,而沒有情感上的意義。語言不再掌握情感的意涵,意涵也不再深植於身體深處,而溝通也不再被認為是身體之間的情感關係,只是一種操作指示的交換作用。我們可以預期,很快就會出現精神的折磨。

  另外,第二種轉變其實已經發生在心理領域:年輕人把早年的人格形成階段,花在持續與資訊機器互動,卻越來越少體驗與別人面對面的親身接觸。兒童不再現身於其他兒童面前,卻常和遙遠的某人以虛擬形式溝通,而這個人的身體則存在於無法感覺、無法判斷的空間。

  因此,感性已經瀕臨危急關頭。感性是人類的一種能力,讓人能理解無法簡化成語言的非口語表達的訊號。感性(以及敏感度﹝sensitivity﹞,是非口語表達能力的肢體與性欲面向,可以理解與交流意義)也是人際之間的感應膜,能對別人的知覺產生同理心。同理心並不是一種天生的情感,而是一種需要教化與改良的心理條件,缺少這種教化,同理心就會退縮,就會消失。

  有很多證據顯示,溝通體驗的變化正在同理心(自閉趨勢)與感性(對別人的現身敏感度鈍化)領域,造成反常現象。而這種心理與語言互動關係的變化,也可能與當代生活的不穩定有關。不穩定性(Precariousness)不只存在於去疆域化時代的全球勞動環境,也意味著社會整體的分裂、自我認知與時間認知的裂解。時間不再屬於每一個個人,資本家也不再購買每一個人的人生;更精確地說,人從工作場所中被移除,時間變得零碎且與個人無關,可以被資本家取得,也可以被以網路相連的機器重新組合。

贏一時就好

  大開殺戒那一天,哈里斯穿著一件白色T恤,上面印著黑色的「自然淘汰」四個大字。自然淘汰也出現在哈里斯的日誌裡,幾年之後,也出現在奧維寧的文字中。

  就像大部分成長於數十年新自由主義發展中的年輕世代,年輕的哈里斯完全被說服,強者有勝利與領先的權利。這是教育他的社會環境中,他自然吸收到的哲學,也是他喜歡的電玩遊戲中的基本原理。但這個年輕人非常清楚,在真實的社會遊戲中,他不可能贏。所以他決定成為一時的贏家:我要殺人,我就會贏,然後我就會死。

  哈里斯與克萊柏德的心理狀態,可以綜合描述為新自由主義意義底下想贏一時的一種自殺形式。

  在新自由主義宣稱終結階級鬥爭之後,唯一留下來的社會分類就是贏家與輸家。不再有資本家與工人了,也不再有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了。除非你又強又聰明,否則你悲慘就是活該。

  資本家絕對主義(capitalist absolutism)就是建立在大眾(大部分都是無意識的)堅守自然淘汰的哲學。其實犯下大屠殺的人相信:最適者與最強者有權利在社會遊戲中取勝。但他也知道或意識到,他自己既不是最適者,也不是最強者。所以他選擇報復與實現自我主張的唯一可能行動:殺人,然後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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