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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為何教我哭?
  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近日出版第十九本書《臺灣為何教我哭?》,她以日本人的角度看臺灣,讓我們看到不同的臺灣印象。

  作者曾因與母親的關係緊張,想用母親不懂的文字來書寫,因而到北京學中文,卻也為自己開了一扇新的文化之窗。更奇妙的是,她對臺灣本來沒感覺,但在看過魏德聖導演的電影「海角七號」後,連看七次哭七次,開始覺得自己與臺灣土地有強烈地連結,也首次到台北以外的各地旅行。由於中文夠好,可以與台灣人聊天,比一般外國人更易深入了解台灣。

  本書是作者旅行台灣各地的紀錄,收錄她寫的令她嚎啕大哭的「海角七號」及與魏德聖導演的精彩對談,還有她從北到南所接觸到的台灣人事物。透過日本人的眼光,我們可以看到與平常不一樣的台灣樣貌,例如在屏東,她看到台灣原住民中有很多知識分子,很有尊嚴,不再背負過去的負面形象。

  作者沒有殖民生活經驗,但行腳台灣喚醒她的歷史感,書中娓娓道來對台灣的各種感動,對照她看過日本七十年前拍攝的「南進台灣」影片,她竟像史家也像記者,寫下「顯而易見,帝國主義者不把當地居民放在眼裡,卻專門注目有什麼經濟利益可得」,相當難得。作家的敏感貫穿全書,讓台灣讀者讀到熟悉的台灣時,仍會有新奇的感覺。


.作者:新井一二三
.譯者:
.分類:社會人文
.出版社:大田
.出版日期:201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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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節錄
愛的遺憾‧恨的遺憾——魏德聖的彩虹

  聽說魏德聖導演的新片「賽德克‧巴萊」已經殺青,令人好期待二○一一年的正式上映。他曾在媒體訪問中說過: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不僅給台灣留下了「恨的遺憾」而且也造成了「愛的遺憾」,「海角七號」是有關愛情,「賽德克‧巴萊」則是有關仇恨的電影,把兩者放在一起,才能呈現出殖民統治對台灣社會的整體影響。

  眾所周知,魏導早在一九九七年就開始策劃了「賽德克‧巴萊」。當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台灣電視台報導原住民向政府要求「還我土地」的消息。原住民要尋回民族尊嚴的精神使魏導敬佩。他研究霧社事件,寫出了「賽德克‧巴萊」的腳本。但是籌集資金不容易,加上大家都說「關於日治的電影不賣座」。為了證明自己靈感之正確,他先著手於成本比較低,且一樣有關日治的影片,那就是「海角七號」。

  「海角七號」在台灣電影史上創造了許多方面的突破。我特別佩服該片為原住民塑造了很正面的形象。誰忘得了傷感的歐拉朗(「我想唱歌」)和熱情的勞馬(「她是我的魯凱公主」)?何況他們的職業是警察。以往在台灣電影裡,原住民的角色不是「老莫的第二個春天」中外省老兵花錢買的新娘,就是在「超級公民」裡被槍斃的殺人犯。要追溯到日治時代,就是「沙鴦之鐘」裡送行日本老師出征的路上落水喪命的「番婦」了。沙鴦送行的老師其實也是警察,因為當年在山地管治安的日本警察兼任了管教化的學校老師。

  總之,在我過去的印象中,台灣電影裡的原住民似乎只有被教化、管治、收購、逮捕、槍斃的份兒,不是被瞧不起,就是被同情的。所以「海角七號」真教我大開眼界了。原來,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社會,有會操流利國語、台語的原住民警察,向漢人郵差(實際上由阿美族血統的范逸臣飾演)罰款,因為他「顯得特別倒楣」。丹耐夫正若和民雄,兩位排灣族音樂家飾演的警察父子,可以說是台灣原住民形象的紀念碑。

  關於「海角七號」的背景,魏導也說過,他要選擇「一看就知道是台灣」的地方。他選的不是台北也不是台南,居然是屏東縣恆春鎮。在影片開頭,主人翁阿嘉罵了一聲台北,摔了一把吉他,騎上摩托車縱貫台灣,最後抵達的家鄉,給人印象最深刻的無疑是圍牆。那是一八七九年竣工的中式城牆,建設的目的不外是防禦日本軍隊進攻,因為早五年發生的牡丹社事件中,西鄉從道率領的三千多名日本士兵登陸恆春半島,跟當年琅嶠十八社中的牡丹社、高士佛社族人交了火。

  本來公然道「生番地不載版圖」的清政府,終於認識到事情之嚴重性,由欽差大臣沈保楨奏請朝廷在戰場附近設置的縣府,就是阿嘉的家鄉恆春鎮。台灣電影歷史上最賣座的作品,既圍繞著台日戀情,又以牡丹社事件場地為背景,導演的用意實在不簡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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