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14 10:12（06/28 14:19更新）
根據香港和深圳當局公布的數字，2018年香港的生產總值（GDP）折合約為人民幣2兆4000億元，深圳則為2兆4221億元，深圳的GDP首次超越香港。
深圳港口的吞吐量則更早在2013年超越了香港。
以深圳於1979年成為經濟特區計算，深圳用了39年時間超越香港的GDP，對於一個城市的發展來說，這不單是驕人的成績，市民也大都受惠。
李紅梅就是深圳經濟發展的受惠者之一。
居於廣東惠州博羅的李紅梅向中央社記者說，1987 年中學畢業後，聽母親說深圳有發展機會，剛好有一家國企駐深圳公司在當地招工，她就報考了並獲得聘用。
她說，1990年結婚後離開了這家公司，在家做了5年的家庭主婦，直到1996年再次踏入社會工作，到一家深港合作的汽車公司上班，工作10年，從普通員工升遷到部門經理，其後被其他公司聘請為總經理。
如今，李紅梅自己開店做生意，有住房出租。她說：「我們家的生活水準屬於深圳中層。」從一窮二白到步入中產階層，她用了33年時間。
她說：「我們這一代人是深圳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每家都有兩三套以上房子，由於改革開放，迎來了很多行業的蓬勃發展，吸引了大批的年輕人到深圳就業創業。」
不過，回顧深圳的發展，也並非一帆風順，它還是受到中共內部路線鬥爭及大陸政局變化的制約，而「八九民運」就曾為其發展帶來不確定性。
80年代，大陸經濟在中共領導人敲定的改革開放政策下快速發展，但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新問題，比如在經濟領域上，物價波動較大、通貨膨脹加劇、市場秩序紊亂、「官倒」現象突出等。
在改革開放思潮衝擊下，也有人質疑中共黨員在精神方面失去了方向，比如不重視四項基本原則，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以及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大批學生前往北京天安門廣場為其悼念，最終演變成為一場表達對政經、社會和民生不滿的運動，學生們占據了廣場，要求中共進行民主改革，海外稱為「八九民運」。
這場運動最後以流血收場，同年6月4日，中共派遣軍隊鎮壓，有學生死亡，也有學生逃亡，成為震驚海外的「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發生後，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政治和經濟制裁，不進行高級官員往來，斷絕與中國的政治交往；又限制經貿交流，不給貸款；以及禁止軍事合作，給中國施加壓力。
中國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六四事件」之後，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的制裁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深圳的發展。
但當時外界更擔心的是，事件導致中共保守勢力抬頭。在「六四事件」之後，前蘇聯於1991年接著解體，外界十分關注中共改革派會否進一步受壓，令改革開放政策就此停頓。
不過，1989年6月9日，即「六四事件」發生後的幾天，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幹隊時發表談話指出，中共11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現在至少不能說是失敗的，又指中共13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也沒有錯。
「一個中心」是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則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
「六四事件」之後，江澤民臨危受命，出任中共總書記。同年6月23至24日，中共舉行13屆四中全會，江澤民向全國表示，中共11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和基本政策沒有變，必須繼續貫徹執行。
但「八九民運」加上蘇聯集團的瓦解，以及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制裁等，確實給中共造成困擾，以致出現了「姓資姓社」的爭論，這實際上就是懷疑要不要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但令中共內部矛盾再現，也令中國發展再次面臨轉折。
當時也有海外媒體指江澤民及中共內部一些人在經濟領域上執行元老陳雲的「鳥籠經濟」路線，政策轉趨保守，令大陸的改革開放前景變得不確定。
就在外商憂慮中共走改革回頭路之際，鄧小平於1992年南下廣東視察，這次「南巡」確定了深圳的改革開放政策不變，穩定了局勢。
在鄧小平「南巡」前的1991年初，上海解放日報接連刊登多篇文章，展開「姓社姓資」的辯論，與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啟動的「解放思想」辯論如出一轍。
而這次又是鄧小平的勝利，他扭轉了中共內部對改革開放趨向保守的變化。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當時88歲的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就改革開放發表了一些重要講話，比如強調改革開放「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以及「反對改革的人就不要反對了，去睡覺好了」（有傳是「誰不改革誰下台」）。
鄧小平的「南巡」掃除了「八九民運」後籠罩在深圳上空的陰霾。
李紅梅回憶當年情況時說，1992年她還是很年輕，對問題不太了解，但當時通過媒體知道鄧小平到了深圳，內心覺得這會給深圳的發展帶來信心。
在鄧小平「南巡」之後，深圳持續快步發展，但之後的幾年，深圳又要面對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問題─產業升級及成本上升等。
也許當時的中共也感受到這個問題，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於2007年上任後，就提出廣東要「解放思想」，以彰顯廣東作為大陸改革開放試驗區的獨特性。
接著，廣東全面推行「騰籠換鳥」方針，重點是推進廣東產業升級，由勞動密集型的工業結構轉向智慧和技術型工業發展。
在上述方針下，大批高污染、高耗能的工廠被迫搬遷到廣東偏遠地方，或是內陸省分；廣東則大力發展技術型經濟，成立多個高新科學園，不再倚賴低端產業。
在深圳，當局顯然也把握了這次產業升級的契機，積極發展創新科技。
深圳市馬洪經濟研究發展基金會創會理事長李羅力說，深圳當局自1996年開始就意識到產業轉型升級問題，後來不惜損失而推動「騰籠換鳥」，把大批中小加工企業從深圳轉移出去。
到了今天，當地出現了一批國際級的創新科技公司，比如華為、大疆、騰訊及阿里巴巴等，令深圳走上一個新台階。
10多年前從香港到深圳工作的港人陳國基說：「近10多年親身體驗到深圳的不斷發展，尤其驚嘆科技產業的壯大……」
他認為，深圳仍在不斷發展中，又說：「我最近一年因為疫情深港兩地封了關，不能回港，賦閒在深圳，令我有空就到處遊逛，看到深圳變化的速度是不能用言語來形容，翻天覆地的，一年一大變，一月一小變，很多在建大樓、地鐵、公路……都在如火如荼地趕工，那是全方位的，不單是創新科技發展那麼簡單。」
的確，深圳在發展上仍有許多遠景，其中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簡稱前海）經過近10年開發，仍在加速發展高端業務，包括創新科技、金融、訊息和現代物流業等，可能支撐深圳下一波高速發展。
去年底，北京方面發布了「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賦予深圳先試先行的新任務，並將成功經驗向大陸全國推廣。
今年4月27日，中共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在深圳市第七次黨代會上提出了深圳未來5年的發展藍圖，包括未來5年深圳要躋身全球城市前列、創新能力顯著提升、文化軟實力大幅提升、民生福祉達到新水準、生態環境品質達到世界先進水準等。
自1979年改革開放至今，深圳固然取得不少突破，但世界政局難測，近年中美關係生變，深圳的華為及大疆等創新科技公司在不同層面受到美方打擊，也許會為深圳的發展帶來一定障礙，深圳如何應對以及是否可以在現有基礎上延續中共改革開放政策的紅利，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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