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審視不法交易的世界，書中揭露其所帶來的劇烈影響及對未來的侵害，作者路易絲‧雪萊研究了新科技和全球化如何助長不法交易呈指數級增長，不法經濟也加劇世界上許多不穩定的現象：衝突的長期存在、武器的擴散以及生態環境滅絕。書中探討並比對有形商品——毒品、人口、武器、野生動植物、假冒品以及無形商品——虛擬網絡空間、加密貨幣等交易。本書不但適合社會大眾閱讀，也適合犯罪學和刑事法學者作為教學或研究上的補充資料。
內容節錄
《暗黑經濟：不法交易如何威脅我們的未來？》
現代非法勾當的形成-二十世紀
二十世紀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反殖民強權的獨立抗爭、多起區域性政治衝突、大批人死亡、整肅及種族屠殺，凸顯出這個時期格外地暴力。這種暴力伴同巨大的政治變化而生：殖民主義終結、法西斯主義興起導致二戰，還有共產主義變成強大的意識形態及治理體制，但無法供應其公民的消費需求。醫學、科學及科技的偉大進展，延長人類壽限，引領新的全球化時代，而且革新地球居民的通訊；大規模行銷引導的時代裡，全球消費主義散播極廣。
非法生意在二十世紀也變寬了。運輸及通訊的改善，把偏遠地區整合進國際貿易路線，非法生意亦不再是主要見於都市的現象，同時變得較不倚賴海洋及港口。
戰爭與衝突創造出短絀，讓消費者跟戰鬥員一樣，都參與到非法生意裡。黑市及違禁品貿易不僅盛行於戰爭歲月，就算在戰後，只要消費物資無法取得，依然如此。當然，武器的非法交易可以武裝戰鬥員。
獵捕野生動物，以及買賣石油、寶石、礦物及林木，變成世上很多地區資助武裝衝突的中心要務。事實上，資源戰爭已變得更加常見。這問題並不新鮮，但二戰後時期已然升級。相形過去幾百年，二十世紀的非法生意很少與建國綁在一起。
多國實體如國聯以及接下來的聯合國之興起，就鎮壓非法商業扮演重大角色，尤其在婦孺及毒品交易。自一九六一年《麻醉品單一公約》（Single Convention on Narcotic Drugs）開始，聯合國出力打造響應架構，打擊跨國犯罪及非法勾當。以這項公約及隨後的法律框架，對付範圍極廣的跨國非法生意、罪犯及助惡的人。
新型非法勾當
新型非法勾當，是科技進展和各項禁止多種貿易的新法規，兩種力量結合下的產物。新科技造出新商品如輻射物質及有毒廢棄物，還有網路讓新的非法勾當出現更加擴大。國際社會創造出很多新工具，反制非法生意的蔓延，包括許多條約，來對付瀕危物種的交易（《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含氯氟烴物質的交易（《蒙特羅破壞臭氧層物質管制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以及可供大規模毀滅武器組件的交易。在一九八○年代承認把有毒廢棄物倒在開發中國家，會影響及傷害其健康及環境，接下來也制定很多處置限制。
戰禍及非法交易
世界戰爭、區域衝突及內戰都會導致非法生意。二戰期間，走私及非法貿易如燎原之火。社會各分子都參與了，包括平民百姓，他們那麼做是為了活下去。還有軍方菁英及反抗軍戰士，他們由非法市場購買軍火。最近公布一本二戰時給英軍間諜的手冊，其中便提供該如何走私違禁武器的指南。舉個例子，大型金屬油桶區隔開來，一邊儲油，一邊放武器。漁獲桶也用來當武器的運輸容器。
二戰結束，很多走私及非法貿易也告終，但國際社會還在試著取回二戰被竊走、經常非法交易的珍貴藝術品。二○一五年電影《名畫的控訴》（Woman in Gold）描述的，便是一個家族長期努力，想追回納粹時代被偷走的一幅克林姆（Gustav Klimt）名畫。取回畫作後，其繼承人以一億三千五百萬美元售出。二○一六年八月，尋寶人在波蘭進行龐大的挖掘行動，想鎖定一火車他們認定的珍貴物品，他們很肯定，自己能找到二戰期間消失的失竊藝術品及黃金。
二戰以後那幾十年，爆發多起向殖民列強爭取獨立的戰爭。在印度，雖說有些人延續甘地的非暴力抵抗條徑，但其他反對英國統治的人，則是從美國走私武器進來。印度的例子絕非獨一無二。
非洲殖民時代的抗爭及後殖民的衝突，導致犀牛大批喪生，原因是宰殺這些動物換錢，有助於發餉給戰士及購買武器。諷刺的是：實行種族隔離的南非政府據指控，曾動用犀牛角來資助鄰國的軍事鬥爭，一如過渡給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統治之後進行的調查所揭露。一九九四年昆雷班調查委員會（Kumleben Commission of Inquiry）深入「據指控南非違法象牙犀角交易」一案後，發現可觀證據指出，南非國防軍（South African Defence Force, SADF）可能在一九七○年代參與殺戮及走私犀牛與其他動物。而且，遲至一九八六年，南非國防軍可能還在資助安哥拉的「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National Union for the Total Independence of Angola, UNITA）。另外，南非防衛軍還資助莫三比克全國抵抗運動（Mozambican National Resistance, RENAMO）與莫三比克解放陣線（Mozambique Liberation Front, FRELIMO）作戰；後者是馬克思派政黨，支持南非民族議會（目前是南非執政黨）。
抵抗外來統治只問結果不問手段，也讓非法活動理直氣壯，走私販及其活動名正言順起來。隨著一九四五到一九六○年間，亞、非洲有三十幾國脫離歐洲列強而獨立，殖民主義結束。有些國家裡，殖民統治後都過了三代，但殖民時期的走私準則依然健在。
馬克思派反抗軍、爭取自主權的少數族裔還有農民嘩變，繼殖民鬥爭之後興起。這些團體當中，很多靠著非法毒品及軍火買賣來資助自己。好比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寫的《原始的叛亂》(Primitive Rebels)，這些戰鬥員經常是貧窮的鄉下人。後殖民時期，這些新匪幫一如獻身社會反抗的歷史先輩，經常是尋常百姓眼中的英雄。大家對走私及販售違禁品持正面態度，有助於解釋他們在後殖民時空仍四處可見。
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戰火，發生在天然資源豐富地區的頻率極高，比如中、南美洲、非洲及東南亞，那些地方有充裕的動植物種及林木可供走私，賺到可觀利潤。由此助長的非法勾當，正削弱地球生命的永續生存力。一份《保育生物學》（Conservation Biology）研究指出，一九五○年到二○○○年間，超過九成的武裝衝突，都是在境內有生物多樣性熱點的國家當中開打的，而且超過八成直接發生在熱點地區之內。這種現象的環境惡果，隨著很多物種若非絕種就是登上《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清單，變得愈發明顯。
毒品交易資助許多二十世紀末期的戰爭衝突。哥倫比亞及秘魯，便是提供麻藥販售資助地方戰事及恐怖分子集團的早期例證。事實上「涉毒恐怖主義」（narco-terrorism）這個詞，還是一九八三年秘魯總統貝朗德（Fernando Belaúnde Terry）所首創的。接下來，毒品貿易與資助戰爭之間的關係，只變得愈發明顯。隨著二十世紀過去，毒品交易幫忙融資的戰火，發生在阿富汗、哥倫比亞、中美洲，而且與發生在南非的大型都市暴力，關係愈發緊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