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電影大師也不是。在成為大家心目中的侯孝賢前，他有許多累積和經驗。在電影實務上，先是場記，再成為副導兼寫劇本，後來成為導演拍了幾部賣座的電影後，終於有機會拍自己想拍的電影。侯孝賢從自己的個人經驗出發，大量啟用非職業演員，不以戲劇性為目標，搭配獨特的電影語言，被稱為「侯式風格」。「電影就是你，你就是電影」侯孝賢如此跟臺下的聽眾們強調，「要感動別人之前，要先感動你自己。」字字珠璣，句句精要的演講實錄，成為給電影工作者的備忘錄。
內容節錄
《侯孝賢談侯孝賢：給電影工作者的備忘錄》
慢慢發現看世界的方法
我感覺，基本上這一塊對我的電影也是很重要的，它就是無形中是這樣子，我才能一路上來，然後拍到自己的時候，就呈現出這樣一種本質，看世界的方法、對這個世界的一種感受，慢慢這個經驗就越來越清楚。舉個例子，比如我拍《冬冬的假期》的時候，我用了一句客家話，就是「癲嫲」【女瘋子】，地方上都是這樣講。癲嫲一來小孩子都跑掉了，冬冬爬得最高，因為他是外來的，不知道狀況，就問那些爬得比較低的怎麼回事，他們說癲嫲。因為他在樹上，一時半刻不會走，下面有個土地公的小廟，他在樹上看周遭，看風、稻田，老唱片響起。
那這個經驗來自哪裡？初中的時候，我們家住在縣政府宿舍，臨街這邊一條巷子過來，是縣長公館，旁邊是個小學──我念的小學──一條公路。大概吃完中飯過來，爬上牆，旁邊就是芒果樹。夏天的時候，爬上樹摘芒果，不是摘完就溜，我是先吃，吃完再帶，帶完再走。但是我吃的時候很專注，因為怕被抓，所以很專注，有時有人會出來，不知幹嘛又進去。那時候還是農業社會，午休的時間，有時候會有個人騎單車經過，嘎吱嘎吱。這是在吃的時候的細節，由於非常專注，會感覺到樹在搖，因為有風的關係；感覺到風，感覺到蟬聲，因為是那麼的專注，所以會感覺到那一刻周圍是凝結的。凝結是情感的放大，電影裡的時間就是這個東西造成的。譬如要透露情緒，情緒也是如此處理，有點慢動作的意味。那《冬冬的假期》，我就會把這個情節copy（複製）進來。這種就是之所以會有片段的理解。
以前我拍片，常年寫劇本，在寫的時候就已經想好怎麼拍了。一直到《風櫃來的人》，常常跟那些新導演在一起，他們都是學富五車，從國外回來的，告訴我這個鏡頭叫master shot（主鏡頭），那個鏡頭叫什麼什麼，聽得我糊里糊塗的。我以前寫劇本的時候就想好了，要從小孩的表情開始，假如先拍別的會影響什麼，那些畫面都很清楚地在我腦子裡，很快「啪啪啪」就可以拍完了。但那時就變成了形式跟內容之間的問題──這個內容要什麼形式？寫完《風櫃來的人》我有點混亂了，因為我也不可能像他們（海外學成歸國的新導演）有那個時間去練，把它練清楚。
那時候跟我第二次合作電影的編劇【朱天文】建議我去看一本沈從文的自傳，我就把《沈從文自傳》看了，我覺得非常好看。還有一點，就是他的view（觀點）。他寫自己的鄉鎮，自己的家，那種悲傷，完全是陽光底下的感覺，沒有波動，好像是俯視的眼睛在看著這個世界，我感覺這個觀點非常有意思，所以我拍《風櫃來的人》的時候跟攝影師說：退後，鏡頭往後，遠一點再遠一點。其實這不是鏡頭遠近的問題。幸好給我矇到了在風櫃這個地方拍，風櫃是個島，天又藍，地又平，退後之後的視野很特別，整個景觀非常特別。我那時候就是用這種觀點拍《風櫃來的人》。
所以有時候你的整個創作過程基本上就是這樣，有時候會有一些發現，有時候會受一些影響。所謂人文素養和成長的背景，你慢慢才會發現、找到一條自己的路。
《悲情城市》──走進歷史
後來就是拍《悲情城市》，我就開始可以跨入另外一個領域，跨入拍過去的台灣歷史。從自己的經驗徹底了解之後，知道人的世界是怎麼回事，就敢去拍歷史，那時候還是個禁忌。因為關於「二二八」的國民黨政府時代，是不可能觸碰的，並且沒有什麼翔實的資料。但正好因為一九八七年解嚴，然後一九八七年底、一九八八年初蔣經國去世，讓我有機會可以拍攝這個題材。
那為什麼會拍這個題材？並不是我突然找到這個題材，而是之前早就看過很多小說，尤其是陳映真的小說。那時候他的〈鈴鐺花〉、〈將軍族〉寫的其實就是所謂的「白色恐怖」。就是那時候國民黨在台灣的鎮壓、清黨、清除台共。這一塊到現在還沒有做。其實在台灣的共產黨這一塊非常大，非常多的。還有農民組合、文化協會，他們是兩個不同的事件：一個是改革，一個是直接革命。就是左翼跟右翼。其實針對的是日本的殖民政府、殖民時代的。所以拍《悲情城市》，基本上這個故事的成熟不是那一刻，而是之前很早就想拍的。我之前也約過陳映真，想拍他的〈鈴鐺花〉，結果他勸我不要拍，會被關的。那差不多是《悲情城市》之前的事。後來拍了《悲情城市》，因為那是一個禁忌，所以是一個話題，在台灣賣得非常瘋狂。後來就想乾脆把台灣現代史部分拍一下，於是就進入到另外一個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