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從私家偵探身分半退休的馬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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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將盡》
我到的時候，喬．德肯已經占了角落一張桌子，正在喝他的酒 —憑肉眼判斷是伏特加摻冰塊。我看看店內，聽著吧台傳來的嗡嗡談話聲，然後想必我的某些感覺無意間顯露在臉上，因為喬一開口就問我還好吧。我說我很好，怎麼了？
「因為你一副見到鬼的表情，」他說。
「沒見到鬼才怪呢，」我說。「店裡滿滿都是鬼。」
「這店對鬼來說有點太新了，對吧？這裡開幾年了？兩年？」
「快三年了。」
「時光飛逝，」他說，「快不快樂都過去了。傑克小店，管他傑克是誰。你認識他嗎？」
「我不認識他。我認識的是這地方，在賣給傑克之前。」
「吉米．阿姆斯壯酒吧。」
「沒錯。」「他死了，對吧？是在九一一之前還之後？」
九一一成了我們的分水嶺，人生中的每件事情都可以歸到那天之前或之後。「之後，」我說，「五個月或六個月。他把這店留給一個侄子，那侄子試著經營了幾個月，確定這不是他想要的人生。然後我猜他就把店頂給傑克了，管他傑克是誰。」「管他傑克是誰，」他說，「他們的菜不錯。你知道這裡有什麼嗎？全天供應愛爾蘭式早餐。」
「那是什麼？一根香菸外加半打啤酒？」
「很好笑。像你這麼見多識廣的人，一定曉得愛爾蘭式早餐是什麼。」
我點點頭。「心臟病特餐，對吧？培根加蛋跟香腸。」
「還有炭烤番茄。」
「啊，好健康的食物。」
「還有黑布丁，」他說，「這玩意兒還不好找。你想吃什麼？我要點愛爾蘭式早餐。」
我告訴女侍我也一樣，還要一杯咖啡。喬說他喝一杯伏特加就夠了，不過她可以給他一瓶啤酒。要愛爾蘭啤酒搭配早餐，不過不要健力士。她建議豎琴牌，他說這個應該不錯。
我認識喬已經二十年了，但我不認為我們算是親近的朋友。這些年他是中城北區分局的警探，就在西四十五街的老警局那邊工作，我們多年來發展出一種工作關係。我會找他幫一些忙，也會報答他，有時是給現金，有時是給人情。他時不時會介紹客戶給我。有幾次我們的關係很緊張，我和一名職業罪犯的友誼始終讓他覺得不舒服，而他黃湯下肚後的態度也讓我難以將他視為好同伴。不過我們已經認識太久，知道如何維繫交情，那就是忽略自己不喜歡的部分，同時保持親近又不至於太親近。
我們的食物陸續到來時，他告訴我他已經遞出退休申請了。我說他已經放話說要辭職好多年了，他說他幾年前就已經填好所有表格準備走人，然後世貿雙塔垮了。「我沒有時間退休，」他說。「雖然有些人照樣退休，但誰能怪他們呢？他們已經無心工作了。我呢，我早就無心工作了，我所做的一切，還不就是杯水車薪。不過九一一當時，我設法說服自己，說人民需要我。」
「我可以想像。」
「所以我比原來打算的多留了三年，也不記得這三年裡我做了什麼有用的事情。總之，我不幹了。今天星期幾，星期三嗎？下星期五就是我最後一天上班了。所以現在我得做的，就是搞清楚我的餘生到底想做什麼？」
這就是為什麼他邀我共進晚餐，在這個滿是鬼魂的店裡。
∞
三十多年前，我辭職不當紐約警察之後沒多久，我也辭掉了為人丈夫、為人父親的角色，然後從一棟位於長島西歐榭的舒適郊區洋房搬到西北旅社一個簡樸的小房間。我不常待在那個房間裡；附近位於西五十七街和五十八街之間的第九大道上，吉米．阿姆斯壯酒吧成為我的客廳兼辦公室。我在那邊見客戶，吃飯，社交生活也以那裡為中心。同時我在那邊喝酒，一天又一天，當時我就是天天喝酒。
我就這樣過日子，盡可能撐了很久。然後就像老人們所說的，我把酒瓶用塞子給塞住，沒事的時候我不再去吉米的酒館，改去兩個街口外的聖保羅教堂地下室。我又去其他教堂的地下室和正殿，尋找一些事物，好填補過往曾被酒所占據的空虛。
在那段期間，吉米的店租到期，於是搬到往南一個短街區、往西一個長街區之處，就在第十大道和五十七街交口。我戒酒後就跟吉米的舊店址保持距離，他們搬了新家後好一陣子我也同樣避開。我再也不會天天去那裡了，不過後來伊蓮和我偶爾會進去吃頓飯。吉米那邊的食物向來就好，而且廚房開到很晚，所以夜裡從戲院或林肯中心看完表演出來後，去那邊是個好選擇。
我去參加了吉米的葬禮，在西四十四街的一個葬儀社，有人放了一首他最喜歡的歌。那是戴夫．凡．朗克的〈最後的點酒〉，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是在喝了漫長一夜的威士忌之後，比利．奇根放唱片給我聽的。我讓他放了一遍又一遍。奇根當時替吉米工作，星期一到五晚上在店裡當酒保；他老早就搬到加州去了。而寫下這首歌並以無伴奏方式清唱的凡．朗克則比吉米早了一兩個月去世，所以我就坐在那兒，聽著一個死人唱歌獻給另一個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