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探討馬來西亞檳城華人社群從一七八六年到一九九○年代面臨的族群歸屬感議題，特別聚焦於兩個時期：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十九世紀到戰後），一九五七年馬來亞獨立建國後。檳城華人面臨英殖民政府、後殖民的國族國家馬來西亞的政治勢力支配，試圖透過社群共同儀式塑造社會記憶，進一步建構其主體性，追求獨立且合乎時代的身分認同。本書在人類學理論視野、文獻研究及田野調查等方面都有獨到之處，可作為東南亞相關研究的對話參考。
內容節錄
《歸屬之儀：馬來西亞檳城華人社群的記憶、現代性與身分認同》
自從一七八六年抵達檳城，華人一直在跟其他族群持續進行對話。然而，這一場「長談」（long conversation）已讓檳城人對本土宗教文化產生了某種程度的矛盾。正如我們在前面看到的，在海峽殖民地，歐洲人經常把華人宗教貼上現實、迷信且不求進步的標籤，檳城人有時也會用這些帶有貶義的標籤，來指稱自己崇拜神明與安撫鬼魂的行為。在現代馬來西亞，這些標籤的汙名依然持續存在。
巴素在一九四○年代看到一個趨勢，就是受過教育的華人對於傳統宗教文化抱持著懷疑和冷漠的態度；在此同時，他也發現華人對於寺廟和節慶的高度參與和支持。在當代檳城，這兩種趨勢依舊相當明顯。許多年輕一輩的檳城華人公開質疑民間宗教究竟能否治病或補運，但若採取務實態度來看，任何能解決問題的方法都值得一試。另一些人認為占卜、廟會慶典與請教乩童是迷信和浪費，他們往往選擇參與主流的世界宗教，例如大乘佛教或基督教，或偏向開明的世俗主義，儘管他們參與當地的宗教文化節慶，但可能不太理解其確實的意義。
檳城華人有時將民間宗教習俗稱為他們的「文明」或「文化」，這個名稱令人想到華人古典文學與藝術傳統。他們更常將這些行為稱為「風俗習慣」，這個詞彙令人想到楊慶堃將華人宗教描寫成擴散到日常社會生活的習俗。然而，令我感到訝異的是竟有人將自己的宗教習俗描述成「迷信」。
「迷信」這個標籤將信仰和宗教習俗汙名化為不理性與無知，這是西方理性主義者、華人改革派，以及信奉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的馬來西亞人用來稱呼檳城的多神教與泛靈信仰信徒的貶抑稱號。像我這樣的西方學者可能對這些思想與行動模式給予正面評價，但相反地，馬來西亞人中，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與上層階級（不分種族），現在往往會自行規避本地宗教文化的「迷信」元素，有時選擇轉而加入理性取向的全球宗教。受過教育的佛教徒平靜地誦經，這個世界遠離了九皇爺誕節慶的集體刺激，而且似乎更能滿足許多當代受過教育的馬來西亞人的精神需求。
有些人猜想我會認定他們的習俗荒唐可笑，或相信我必定是基督徒，他們有時會用不信任的沉默、激烈防衛，甚至爆怒來回應我對他們宗教習俗的提問。當一位乩童無意間聽到助手告訴我某項習俗是「華人的迷信」，他憤怒的反應讓我驚愕：「這件事很簡單。我穿上一件戲服並扮演傻瓜的角色，來到這裡的人們全都……瘋了。」正當他轉身大步離開時，助手朝著他遠去的背影，用諷刺語氣叫著「師父！」在那裡，這位助手一定是假設我對乩童神靈附身展演的看法就跟他一樣，而這位乩童認定這就等同於人們所指控的，他是在對無知者進行欺詐和剝削。
另一位乩童則藉由重新定義「迷信」這個帶有貶義的標籤冷靜地面對它：「什麼是迷信？它有一個意義，一個不好的意義，但對道教徒來說，它意味著拜神。「迷」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所說的話；「信」是你身為華人或美國人所信仰的東西。華文的迷信就是對道教神祇的崇拜。」事實上，迷信這個詞結合了迷 ── 「迷糊」、「迷惑」，以及信 ── 「信仰」這兩個字。這位乩童把「迷」這個字替換成另一個意義 ── 「祕密」、「私密」，從而顯示這項信仰傳承的個人性、面對面的本質，更重要的是它奧祕的一面。
Poh Teh Teik是一位受過英語教育的校長，他出版了幾本介紹華人廟宇與神靈的旅遊指南（Poh 1971, 1973, 1978）。他提供我下述對於華人宗教文化潛在的泛靈信仰的辯護：
有一位（基督教）牧師曾問過我，亞洲人是否真的崇拜石頭、樹木、太陽。這位牧師表示，如果是這樣，那麼可以肯定這是原始宗教。我並沒有反擊或辯護，但只是淡淡地說：……「我們華人相信在樹木內部的精靈代表著神聖力量。這就像一部RCA收音機。如果我想買一部RCA收音機，我並不需要去它的製造地美國，也不需要去新加坡或喬治市的大商店。我只要去亞依淡附近的小商店，這是第四級的代理商。樹裡的精靈是一種神聖力量，也是無所不在力量的代表。我們尚未發展出直接崇拜的力量。我們還沒有直撥電話線呢。一個人必須具有宗教信仰的情感；那麼他就會被導向良善。每個人都必須信仰一個宗教。」
儘管他的比喻已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重組而顯得過時，然而這個地方精靈再現神聖力量的意象，充分描述了華人宗教實踐的一個面向，也就是將神聖力量視為內建於世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