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流浪記〉聞名歌壇的巴奈，從自我認同的迷惘裡走上族群命運的反思與奮起。為了原住民族的「尊嚴」、為了「轉型正義」、為了要求政府「完整劃設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二○一七年起，巴奈與那布走上凱道，經過警方多次驅離，最後轉進二二八公園的角落，抗爭運動逐漸從焦點轉向邊陲。
她和那布在帳篷裡歷經四季寒暑，甚至曾經「睡在沒有屋頂的地方」，他們堅持了七年、超過二千六百個日子。
這本書首度寫出巴奈的成長故事，更寫出原住民族群被迫離開家園、失去土地的歷史。這是一本讓人熱血沸騰的書，也是原住民族生命和歷史的縮影。
內容節錄
《巴奈回家：凱道．二二八公園的二六四四天》
泥娃娃
一九九一年，一位念北藝大舞蹈系的朋友拿了一本叫《原舞者》的書給我，吳錦發編的。
我看到一段文字：「很歡迎有興趣的人參與，只要是原住民，就可以加入。」朋友鼓勵我去，說他們很缺團員。
當時，我已經和「滾石唱片」簽了合約。但我常想我是一個喜歡唱歌的原住民，怎麼連一首祖先的歌都不會唱。滾石唱片的合約到期後，我就跑去和「原舞者」藝術總監懷邵・法努司（Faidaw Fagod）「面試」。我搭了公車去到新店寶橋路一棟五層樓的舊工廠。
一九九一年成立的「原舞者」是台灣最早的原住民職業傳統樂舞團體。「原舞者」和「優劇場」共用的辦公室兼排練場在五樓。我推開鐵門，進門處左邊像是通道的地方擺了兩張椅子，就是「會客室」。旁邊有兩台腳踏車和一些雜物，空間相當簡陋。大家都叫懷紹「蘇大哥」，因為懷紹（Faidaw）不好發音。
一坐下來，蘇大哥就問我：「妳叫什麼名字？」
「柯美黛。」
「不是，不是。我是問妳的族名。」
我當場就傻了。
我當然知道自己是原住民，是「山地人」，是「蕃仔」，從小別人都是這樣叫我。但「族名」是什呢？我有好多問號。
「原來我沒有名字！」
「怎麼會有人沒有名字？」
「現在，還有多少人沒有名字？」
我回去問了阿美族的母親，她才臨時幫我取了「巴奈」。巴奈是稻穗的意思，原住民的菜市仔名。
我進了原舞者，全職，月薪一萬五千元。那年我二十六歲。
我的父親是卑南族，但我在台南出生。小時候，台語是我的母語。六歲時，我自己回到台東縣初鹿部落的家。
那是個小村落，台九線經過，也有初鹿火車站，街上有幾家公路餐廳和雜貨店。
從我家出去，不到三分鐘，就是大馬路。路旁都是麵店、自助餐店、檳榔攤、快炒店，現在那裡也開了三家超商。
初鹿國小唸到三年級，望女成鳳的媽媽把我轉到馬蘭國小，台東市的明星小學。
父親常請朋友來家裡吃飯。吃完飯，父親會叫我在桌旁唱歌給大家聽，我就唱〈泥娃娃〉。唱完，父親會給我五塊錢，我和同學可以買好多零食。所以即使沒有客人，我也會跑去跟他說：「我還要唱〈泥娃娃〉。」
轉校沒多久，父親改當大卡車老闆，公司有四輛大卡車，那是家裡比較不窮的日子。父親僱了好幾位司機和助手，油錢之外，卡車常常需要修理，父母親一直在周轉錢。但家裡有一把吉他，我哥哥的，我每天都偷偷自彈自唱。
有客人來吃飯的狀況維持不到三年。父親的車行倒閉，負責開支票的媽媽因《票據法》坐牢半年。小學六年級時，父親帶我和哥哥離開台東，搬到玉里。
我記憶裡最常停留的畫面是剛到玉里時，父親租來的那間鐵皮屋。破舊、窄小，我們三個人擠在一起，又熱又濕。後來，在學校讀到「家徒四壁」這四個字，我立刻想起我自己的家，什麼都沒有，有時還需要向鄰居借電。沒借到電時，我們只好點蠟燭，那種颱風來時常用的紅色蠟燭，為了怕油滴到地上，我讓它站在鱷魚蚊香的鋁罐裡。
洗澡要用熱水，用一個鍋子放在瓦斯上燒。有一次，我沒拿好鍋子，滾燙的熱水倒到我腳踝。我不知是從哪裡聽過的，就拿醬油去淋。家裡都沒人，沒有看醫生，我到現在還有一大塊褐色的疤痕。
小小年紀的我知道哭沒有用。我只能自己照顧自己。
窮到什麼都沒有，是我的童年。小學六年級快結束時，父親要我拿兩千元到初鹿，給隔壁的大伯母拜拜。我看見家裡大門被貼上黃色的封條。沒有大人提過這件事，我也裝作不知道。
父親成為被僱用的大卡車司機，工作的地點有時在石礦區，也做過北迴鐵路，南迴鐵路。哥哥國中畢業後，也跟著父親當助手。從初鹿到玉里，我換了四所小學。父親和哥哥早出晚歸，在家的時間不多，回家都已筋疲力竭。我必須負責買菜，料理晚餐。
沒人可以說話，也沒人聽我說話，我自顧自的彈著吉他唱歌，想像自己抱著一個洋娃娃。父親在週末或連假時，會載我一起去山上的工地。卡車很破舊，連我腳踩的地方都有一個破洞，車子跑起來的時候，看得到疾速退後的馬路。
為了不想讓「窮」這個事情被人家看見，我會故意對周遭的事物顯出一種冷淡。同學在我旁邊吃冰棒，我就露出一種不屑的表情。其實，那是故意「跩」出來給別人看的。
在玉里讀完國中後，我回到台東初鹿部落的家。媽媽出獄後有十多年沒回到我們的身邊。唸台東女中的我有時住宿，有時通車。若回初鹿的家，晚餐就在隔壁大伯家和他們一起吃。
我高一時，哥哥在石礦區的產業道路上發生意外，走了。我感覺自己沉入大海，我沒有慌亂，只覺得自己進入一個很緩慢的世界，我的身體和呼吸都慢慢凝結，一切被凍成大冰塊，靜止不動。我動彈不得。
我一直不敢問，成長的過程也不敢去想，或去談這件事。長大以後，我才讓回憶慢慢在潰堤的淚水中浮上來。
發生事情後，大人什麼都沒說。我到現在仍無法理解，為什麼大人沒有好好照顧小孩？為什麼沒有讓哥哥好好的長大，就讓十九歲的他去做這麼危險的工作，獨自開著十六噸的卡車，載著二十五噸的大理石，死在懸崖邊上。
我知道哥哥這麼拚命是為了賺錢。為什麼我們會這麼窮？這是命運嗎？
我記得哥哥的遺體被清理過，換上了乾淨的衣服。我注意到他的指甲內都是土。我可以想像他在翻車的那一瞬間，應該很痛苦的抓著地上的土，掙扎著要活下去。
他出事後，我每年都會去放置他骨灰罈的廟裡，持續了十幾年。有一天，我夢見他告訴我，他要結婚了。醒來後，我告訴自己他應該已經過得很好，應該不要再對他有這麼多不捨了。最後一次去靈骨塔，我就對他說：「哥，我以後不會來了。你的事，我要放手了。」
哥哥過世那段時間，我特別想媽媽。我開始一個人在週末或連假坐國光號走南迴去高雄找她。國光號在屏東楓港會停十五分鐘，我就下車買烤小鳥和茶葉蛋。
有一次，黃昏時刻，我在楓港的海邊看見太陽落下的景色，大吃一驚。在東部，太陽一向是升起來的，我從沒看過太陽落下去。我從沒想過，原來山的那一邊是另外一個世界。原來真正的世界不是我原來所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