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記者譚蕙芸對自身家庭深入的書寫與解剖，回溯這個家庭曾錯過的種種，重建了那些佚失的過往以及她曾無法真正接近、認識的哥哥，也記錄了她如何在三年中，扭轉了這個家近三十年的困局。作者認為，家庭歷史的重建，其實很類似家庭中的轉型正義，當舊有價值或權威被淘汰，首先要做的，是要承認發生過什麼事情，讓受壓迫者與弱小者能公開講述他們的經歷。
而文本獨有的生命力，也為家庭成員帶來了改變。作者為了撰寫本書，為了更理解哥哥的心靈世界，找藝術家解讀哥哥塵封多年的創作，卻因緣際會入選為二〇二五年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的參展作品。原來，在病情深處的創作，是哥哥說話的方式，哥哥終於可以向這個世界傳達出他的聲音。
內容節錄
《家鎖：華人家庭這個巨獸》
1.貓
我跟爸的相像，就是我倆均喜歡小動物。在我更幼小時候，我們養過一只叫Funny仔的葵鼠（天竺鼠），牠後來病逝，我把牠抱在懷裡哭得很慘，是我小心靈第一次直面死亡。
後來我入讀的中學有個賣物會，竟然販賣幼鴨！那年頭沒有禽流感的威脅，在香港街市有販賣活鴨活雞，合乎華人愛食物夠新鮮的前題，主婦習慣自己到市場挑鮮雞鴨，買回家在吃之前親身屠宰。
以今日的思維，怎樣也不能想像，一家中學的賣物會會販賣小動物。但那些年社會對動物權益並不看重，賣小動物在當年是尋常不過的事情。
我擅自把小鴨買回家，我父母竟然沒有責備（或者有但我忘記了）。我們把小鴨養在陽臺，幼小的牠鮮黃色的毛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發出幼嫰的啾啾叫聲。我父從街市買回飼料餵養，鴨子在我們照料中一天一天成長，我把牠放在裝滿水的塑膠桶裡，牠活躍地打圈游泳，我樂不可支。
鴨子成長得很快，牠的聲線也換了「低音嗓子」（香港叫「鵝公喉」），鮮黃色的細嫰毛絨脫去，換了一身啡白色堅硬的羽毛，成年後牠的糞便量變多，在夏天高溫環境下容易生出白色的蛆蟲。怎樣說，鴨子也不能再在一楝高樓大廈的陽臺生活下去。
我爸想到一個處置方法，他說，親友在新界區經營一個農場，某一天，他就把鴨子帶到新界。那時我們住在距離新界很遠的香港島，要坐船坐火車舟車勞頓大半天才到達新界。
我的祖母，父輩親友，大部分聚居於當時分屬郊區的新界北部。後來我知道，我們搬到港島東，是因為我父一個弟弟也住這一區這棟大廈，但兩家並不親密。
不過，我爸的確用這個「送牠到農場過新生活」的說法把鴨子帶走了。晚上，我爸說，鴨子已在新界農場，和其他鴨子一起生活。
幼小的我，其實也不是無知。那時我頗清晰地知道，鴨子無論在哪裡，都逃不過一個下場，就是給人類屠宰當成餐桌的盛宴。
只是，我父花那麼多精力去做那麼多事，為的是不願下手的人是他。他不願做壞人，他不願把鴨子劏了，當成我們餐桌上的一味餸菜。雖然，鴨始終要劏，不過那個出手的人不是他。
我很小的時候，就因此認定，我父是一個內心有溫情的人。
＊＊＊
說回我們那隻貓。對待鴨子他也不忍，何況對待比鴨子更有靈性的家貓。
移民前，我從沒聽父親說過要放棄那隻貓。即使安排貓隻移民涉及繁複的手續，所費亦不菲。
這個小動作，對我父來說別有意思。
金錢開支，是我父人生其中一條主軸。和眾多經歷過童年貧窮的人一樣，他們省錢和慳吝的生活態度，即使在經濟壓力已解除之後，仍然保留著成為整個人生的底色。
若不是視貓為不可以放棄的對象，我父斷不會花這麼多心神和開支到她身上。
在我的心底深處，我一直感激我父做了這個沒有放棄貓的決定。雖然，以當時我們一家準備移民的混亂狀況來說，放棄貓並不是沒有道理。
事實上，離港的時候，我祖母一度跟隨我們移民，過了一段短時間，她也回流香港，其後祖母跟我們一家的關係亦好像有點隔膜。
我記憶中的這個家庭，只容得下四個人，四個人以外的，即使血緣如何親密，都基於各種小誤會或生活習慣不同而最終被排斥在外。
就這樣，貓跟著我們一起離開了我們土生土長的香港，第一次踏足加拿大。
貓在加拿大渡過了七年歲月。從擠迫的香港高樓，搬到鳥語花香綠草如茵的加拿大，貓似乎過了一段快樂的日子。她有時會出外在草地上散步，偶爾捕鳥，在房子裡捕鼠，吃母親清蒸手撕雞胸肉。
晚飯後，父親坐在梳化看華文報紙，一看可以呆一兩小時，貓就懶洋洋地爬上他膝蓋上睡覺，他用手指輕撫貓背，像小時候一邊撫摸我的頭髮，一邊輕喊「阿妹」一樣，溫柔而憐惜。
但移民加拿大之後，我和貓則變得疏離，沒多久我搬到大學校園宿舍居住，貓也不再像香港時般黏我。大學畢業後我回港繼續進修碩士，幾年後於臺北一所大學交流。在臺北校園接到一通長途電話，我父告訴我貓終於病逝，我抱著同學痛哭。
貓在加拿大生活了七年，亦見證了一個家庭最為混亂但重要時期。我在移民加拿大不久後因車禍嚴重受傷，我哥於青春期開始出現情緒行為問題，我父母用他們認為適當的方法處理也未能力挽狂瀾，沒法改變我哥健康走下波的命運。我的貓亦於二〇〇一年因病過世。
貓過世時候，父母亦開始衰老，我們想過再養另一隻貓，但最後沒有。這個家庭也錯失了可以回頭的機會，此後，一切成了定局。
＊＊＊
這本書，就是回溯當初，嘗試檢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記憶中的童年，雖然父母管教甚嚴厲，但和眾多那年代的家庭一樣，華人父母重視子女學業，期望我們透過讀書改善生活，爬升到更高社會階層，過物質條件更豐盛的生活。
青春期，我和我哥都入讀香港頗有名氣的中學，並在公開考試取得優良成績，套用港式說法，我和我哥都是「名牌中學畢業的會考狀元」。
之後發展卻急轉直下。我哥在香港入讀大學後，因學習壓力，誘發情緒問題，原來性情溫和的他，忽然脾氣暴躁，在社交場合不能自制。我父帶他求醫，只能壓抑問題，我哥唯有中途輟學，跟隨家人移民加拿大。
移民後，無論求學和求醫，在人生路不熟的外國環境難度加大。我亦忙於適應自己在外國的大學生活。我哥的病況時好時壞，至我大學畢業回港後，他的病情惡化至有一次需要到加拿大急症室強制治療。
此後二十餘年，我哥在加拿大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除了父母和我，世上幾乎沒有人知道，我哥住在這間房子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