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社會的倡議：董維琇見證紅鼻子醫生以藝術為觸媒，將「笑的權利」還給每個人

(中央社訊息服務20250923 09:00:00)紅鼻子醫生是台灣唯一的專業醫療小丑機構。自2017年起，受台電「公共藝術計畫」支持，在高雄地區啟動長期服務，成為全台唯一以醫療小丑為主題的公共藝術案。隨著本計畫將於2025年進入尾聲，特邀藝評人、國立臺南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教授董維琇撰寫此篇文章，從公共藝術、社會參與等角度，記錄這段歷程，作為階段性成果的展現與檢證。

【為個人表演的親密交流v.s. 為公眾演出的藝術實踐】

暑假剛剛開始的一個午後，兩位來自「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的表演藝術工作者走進南部某間大型教學醫學中心的兒童病房樓層，開始準備他們為病房裡長期住院的兒童病患的演出，他們逐一檢閱醫院所提供的資料－內容是那些他們即將走訪的病房、病童資料、患者近期的療程、身心健康等狀況，然後開始化妝、著裝、討論演出的流程安排，之後化身為訓練有素的「紅鼻子醫生」，為病人、家屬和醫護人員獻上表演; 他們專業的演出，融入劇團小丑、說故事、肢體即興、自編歌唱等的表演形式，進入醫院的各個角落關心病榻上的孩童，為他們帶來歡笑、加油打氣，幫助他們降低醫院治療的緊張感，增強回復健康、期待痊癒的動力，也同時撫慰了協助照顧的親友疲憊的心靈，及紓解醫療團隊繁重的工作壓力。

想像在醫療機構裡的病患與醫護人員的工作場域裡，這些醫院裡的人們，無論是患者、家屬、醫療團隊、社福人員等，他們因為疾病或是工作使命與責任，處於生、心理的煎熬，進而間接被奪走了獲得藝術所帶來的感動的機會。是否有可能藉由某些方式，將藝術帶到這些醫療場所中，為醫院裡的受眾，甚至是特別為某個人所量身訂造一場演出？自2015年以來「沙丁龐客劇團」啟動了「紅鼻子醫生計畫」，目的即是想要實踐這樣的理想－希望可以透過專業的「醫療關懷小丑」（healthcare clowning）的演出，讓醫院裡的病患重新展現笑顏，拾回對生命的熱情與盼望; 這些表演藝術工作者充滿使命感的為病童們演出，也許看到一雙雙好奇探索的眼睛和口罩底下笑聲就是他們最大的回饋。他們相信：對病人或公眾而言，醫院的空間也可以是一個超越病痛、可以擁有想像力和創造力的空間。

【什麼是「醫療關懷小丑」與「紅鼻子醫生計畫」？】

紅鼻子醫生的表演是一項結合表演藝術與社會服務的公共（眾）藝術（public art）計劃，他們的理念是希望能夠透過固定頻率地來訪病房，為病患演出，溫暖在醫療場域裡的每一個人－每一個很重要、獨一無二的但是又同時可能是很脆弱的個人。國際間的醫療關懷小丑的概念起源於1980年代。1986年，是「小丑表演」與「醫療現場」得以結合的重要里程碑。那一年，美國及加拿大各有一個小丑團隊及計畫，進入在地醫院展開常態演出，開啟了小丑表演融入醫療現場的歷史新頁。當時美加的醫療小丑，後來到以歐洲為主的不同國家創立組織，醫療小丑的工作開始遍地開花。在醫院表演的小丑，從此成為一個職業社群，擁有好幾種名稱：「醫療小丑」（Medical Clown）、「小丑醫生」（Clown Doctor）、「醫院小丑」（Hospital Clown）、「健康照護小丑」（Health Care clown）或「療癒小丑」（Therapeutic Clown）等。

醫療關懷小丑的靈感來自於改善病患住院經歷的需要，運用小丑元素來緩和醫療環境中患者情緒、焦慮和壓力和提升心理健康。成為醫療關懷小丑需要專業的訓練，不僅包括小丑表演技巧，還包含心理學和醫學基礎知識，以便能夠在醫療環境中提供適當的支持。早期的關懷小丑們進入醫院，以幽默和互動來安慰病人，特別是針對兒科患者。這一理念逐漸在全球獲得接納，許多國家紛紛引入類似的項目，並且根據各自的文化和醫療環境進行本地化。隨著對醫療關懷小丑計畫的研究和實證支持增加，它逐漸成為很多醫療機構中重要的心理輔助工具，不只是針對兒童，而且推廣到了老年病房和成人病患中，提升整體的醫療服務品質。

自於法國微笑醫生協會（Le Rire Médecin）的「紅鼻子醫生計畫」，帶領了一群經過專業表演和心理照護、衛教訓練的小丑演員，進入醫院為長期受到病痛限制的孩童表演，讓孩子享受在劇場裡才能參與的互動式的表演，也讓平日在安靜與沉悶氛圍病房中的孩童、家長和醫護人員，可以從焦慮的情緒與壓力之中抽離，享有片刻放鬆的時光。早在2015年，「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的創辦人馬照琪女士與谷樂熙（Luc Ducros）先生，化上妝容、帶著樂器，踏入了台大兒童醫院的病房，那是小丑醫生進入台灣的醫院的第一天，2024年，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已培訓了超過30位專業的紅鼻子醫生，在台灣北、中、南、東的醫院駐點，提供長期的常態性演出。

【當代藝術家的社會角色】

在當代藝術史中，傳奇藝術家波依斯（Joseph Beuys, 1921-1986）曾在1960年代提出他的經典名言「作為薩滿的藝術家」（Artist as Sherman），來形容藝術家在當代社會的角色扮演，表達其對社會與個人的療癒能力。而英國藝術家約翰．雷森（John Latham，1921-2006）在論及藝術家如何與社群產生連結、對於社會發揮某種程度的影響力時，認為藝術家就好比是「意外的訪客」（incidental person），他指出：當藝術家進駐到一個特定的團體或機構組織裡，在與該社群的互動與對話之間提出的創意思考，帶來的交流與實踐，就足以促進社會組織的福祉或社群的變革，上述的兩位藝術家都啟發了後來世代的藝術家，勇於積極去開創各種介入藝術以外領域的形式，致力於透過藝術實踐來貢獻社群生活、為個人和集體所面臨的問題、待解決的困境帶來更豐富的想像力。

於1990年代崛起的關於新類型公共藝術（new genre public art）和社會參與式藝術（socially-engaged art）的論述，主張公共藝術的公共空間或是公眾的連結，不僅是透過在公共空間裡的展演的作品來實踐，更關心的是與公眾場域裡的「人」與「社群」的互動與交流，新類型公共藝術關心的是攸關他們的生命與生存情境的議題，公眾也參與在作品創作的過程中，完成作品或是演出，成為作品的一部份。近年來，台灣電力公司發起的「電力✕藝術✕生活電」的公共藝術計劃，跳脫了場域與創作形式，提出以「如電流般流動的藝術概念」來啟動參與式藝術行動。當藝術的電流流進了社群與民眾相遇，電流溫暖了在醫院角落裡病榻上的孩童，流進了身體喚起每一個心跳、帶來藝術體驗裡的驚奇與感動，這一切為公眾而進行藝術計畫，不僅是新類型公共藝術的主張，也正與由表演藝術家所組成的「紅鼻子醫生協會」的精神一拍即合：「如同電網不畏艱難，讓服務走進每個角落，讓小丑走入醫院，成為醫院的一份子，使醫院不再是冰冷的牢籠，而是充滿正向能量與溫暖的康復場域」。而紅鼻子醫生也秉持著持續地將醫療院所作為藝術社會實踐的場域，他們期望：「透過這個計畫，能深化社會對兒童友善醫療的關注與重視」。

【以人為中心：原來「笑」也是一個人的基本權利】

在醫院裡，病人往往覺得受到病痛的轄制而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向疾病說「不」的權力，特別是那些罕見疾病與重大傷病的患者，因為長期的治療與疾病，造成他們的社會隔離。如果醫療還在路上，未能治療所有的疾病，那麼病人需要的會是面對疾病時的心靈照護，然而這些不完全是醫療的行為可以做得到的。藝術與健康之間正面的關聯性早就已被科學證實，這不是一時興起的作法，在國際間得到許多迴響，也未來的療癒體系必然的趨勢。儘管醫學有其極限，但在過程中如何讓病人的體驗更好，生命更有品質，也許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台灣擁有先進的醫療設施與技術，但對於「全人」照顧的理念還需要更多的關注，在邁向「全人」醫療的路上，小丑醫生嘗試成為帶來個人生命關懷與促進社會共融（social inclusion）的觸媒。長期在南部醫院裡駐點演出的「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的資深醫療關懷小丑曾靖雯表示：「『治療』並不是紅鼻子醫生的企圖，是以充滿人性的小丑表演，帶來可能自然產生的療癒感。」 紅鼻子醫生在進入病房前，會依照年齡、病情、心情去設計內容，而他們想要帶給病人的禮物－那些即興的演出，就是要把笑容還給小孩，還給每一個人，透過幽默的力量，醫療關懷小丑成為醫院情感照護（emotional care）的夥伴。

紅鼻子關懷小丑協會特別於2024年11月在高雄的駁二藝術特區籌畫了《小丑醫生的一天》紀實展，展覽期間透過對公眾的演出、紀實影像、導覽、訪談與工作坊等活動推廣紅鼻子醫生的理念與故事、積極倡議兒童友善醫療的重要性，期盼能讓更多人了解紅鼻子醫生的工作內容，向社會大眾介紹小丑醫生的專業養成及使命目標。展覽裡的文案上寫著：「小丑醫生的一天是—— 在醫院裡打造一個魔幻的時空讓病童找回放心玩樂、接觸藝術與探索世界的權力。」然而，或許，不拘是兒童、成人或是病患、照顧者、醫護人員，每一個人心裡都住著一個小孩，或是曾經是個孩子、擁有童年的回憶，透過紅鼻子醫生的關懷與藝術行動的實踐，期許能夠源源不絕的用愛和微笑的力量，來支持病人度過生命中難以承擔的黑暗與病痛，帶來溫柔的陪伴與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