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是什麼？它怎麼敘述文化和我們周遭的世界？我們為何需要它？一百多年來，社會文化人類學家踏遍全球各個角落，找出令人出乎意料的實例、模式和偏好，有時甚至看到讓人費解的人類生活方式及價值觀表達方式。藉由組織世界各地的理論和案例，馬修．恩格爾克寫出一部生動易讀、最具系統脈絡的人類學介紹，出色地說明了人類學為何重要：不只因為它能幫助我們理解他人的觀點，也因為在過程中，它也讓我們能看見自己。
內容節錄
《人類怎麼學：比大數據更重要的事，人類學教你顛覆成見、突破盲點的洞察思考》
第七章 權威
性別與世代
聘禮（bride wealth）是一方（通常是男性家長或親屬）在結婚時給予另一方（通常是女性家長或親屬）的特定物品（通常不只是日常意義上的商品或金錢，也包括特殊物品）。正如我說過的，「聘禮」這個詞或許會讓某些當代讀者覺得這是一個對事實上是把女性當作商品的政治正確委婉說法。在早期，這確實偶爾會被稱為「聘金」（bride price），似乎是一個更加誠實的標籤。然而，早在一九三一年，知名人類學者伊凡—普里查就建議不再採用「聘金」這個詞，因為它帶有很大的誤導性。他的建議的脈絡來自一本重要期刊中進行了兩年多的辯論，其中提出了幾個可能的詞語，有一些非常奇怪。伊凡—普里查認為「聘禮」是最好的詞彙，他也很高興在任何情況下，「聘金」這個說法都沒什麼支持者：
至少在某一點上，專家之間似乎相當一致，即不希望保留「聘金」一詞。把這個名詞從民族學文獻中刪除有著充分的理由，因為它頂多只能強調這種財富在經濟上的功能，卻排除了其他重要的社會功能。而且在最糟的情況下，它讓外行人認為這個脈絡中使用的「金額」和常見英語說法的「購買」是同義詞，也因此相信非洲的妻子像歐洲市場上的商品一樣可以買賣。這種無知對非洲人造成的傷害筆墨難以形容。
伊凡—普里查是對的。正如後來的研究強調的那樣，我們不能假設西方對交換、性別關係及社會人格的理解是普世皆然的。必須對每一點都有具體的了解，才能夠知道聘禮是女性從屬地位、次要地位或商品化的明確象徵。
但這個主題不只如此。因為涉及到權威問題時，聘禮最主要標示出的不是性別差異，而是世代差異。對新娘的關注在幾個方面都具誤導性，尤其是在大多數情況下，聘禮不會留給新娘，而是送給她的父母。事實上，如果我們想找到人類社會不平等的根源，我們應該要思考年紀，而非性別。年長者似乎總是有話語權。此外，在有些情況下，聘禮是賦予女性權力的來源。
以中國的聘禮為例。過去三十年，閻雲翔一直在研究中國東北村莊社會及文化生活的轉變。從廣義上講，這些可以用他所說的「中國社會的個人化」來描述。許多轉變都發生在一九八○年代，當時中國開始將其經濟往市場路線調整。這種調整日益受到全球化動態的影響，包括想法的流動和個人主義的修辭。閻雲翔也強調，自一九四九年起，中國共產黨實施的政策促成這些轉變，但這往往很諷刺，因為這些政策是基於社群主義和相互關係的社會主義原則。
其中一項政策涉及廢除聘禮。共產黨在一九五○年代禁止婚姻裡的金錢往來。對共產黨員而言，聘禮是種落後的傳統做法，阻擋了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共產黨希望將社會連結從大家庭轉為理想的核心家庭，國家在其中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另一個因素是「孝順」的傳統。在中國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的地方，孝道的理想尤為重要，要求人們服從父母。這意味著不僅要尊重他們的意願，在他們年老時照顧他們，人生中的決定（例如嫁娶的對象）也要能反映他們的利益（也就是說，世系的利益）和欲望。然而在強大的主導性國家下，這種價值觀顯然可能分裂忠誠度。事實上，對共產黨而言，他們的目標是用人類學家所稱的「孝道民族主義」取代孝順。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政治領導人經常鼓勵以親屬的角度來思考國家。
聘禮在中國並沒有消亡。一九五○年代，聘禮被宣布為非法之後，當地人想出新的婚姻交易範疇來迴避正式的禁令。但共產黨的宣傳活動發揮了影響力。在文革期間，這種做法的結構被迫發生了重要的轉變。為了減輕政治壓力和審查監督，一九七○年代的家庭開始把聘禮轉移給新娘本人，這種從新娘家族轉至新娘個人的改變，因日後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影響而日益增加。到了一九九○年代，閻雲翔研究的村莊裡，年輕女性已經有來自自由、選擇和權利的修辭的新詞彙來表明她們的立場。支持她們的還有共產黨四十年來挑戰傳統家庭正當性以及曾經無庸置疑的孝道思想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