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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中央
全球中央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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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中央2019年8月

「沒有對話就街頭見」 法國人罷工抗衡權力傲慢

最新更新:2019/09/17 15:32

法國勞工深具罷工權益觀念,不懼以此為談判籌碼,歷史上也數度透過罷工顯著改變社會。今日法國,罷工司空見慣,民眾的日常生活不免受到衝擊,但多數人都理解罷工是勞工權利,少有抱怨或謾罵。

文/曾依璇 (中央社駐巴黎記者)   

2016年,德國的漢斯貝克勒基金會(Hans Böckler Foundation)旗下研究機構公布一項調查表示,法國每1,000名勞工的罷工天數平均一年達139天,居主要西方國家之冠。

法國確實每年都有各行各業發起大大小小的罷工,許多人對法國的既定印象也是如此。

但一些法國媒體質疑這項調查並不準確,因為數據來源是各國官方統計或工會公告,然而各國統計方式不同,對罷工的定義也不一,導致結果出現很大差異,不能籠統認為法國就是「罷工冠軍」。

此外,法國工會也不特別強盛。根據法國勞動部數據,2016年,法國勞工加入工會比例僅11%,比1960年代約20%降低很多,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也排不上前段,例如在丹麥,多達三分之二勞工加入工會。

勞工抗衡權力傲慢 不懼以罷工為談判籌碼

法國工會不特別強大、罷工天數也未必較多,卻給人一種經常罷工的印象,可能是法國勞工深具罷工權益觀念,不懼以罷工為談判籌碼,歷史上也數度透過罷工顯著改變社會的緣故。

法語中的「罷工」(grève)一字,原是指一個鋪有砂礫的臨河之處,巴黎市政府前廣場在18世紀時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因此廣場也以此為名。

當時這片廣場是塞納河船運的貨物重要集散地,失業的人在廣場上求職,可以很快找到裝卸貨物的臨時工作。由於這裡長期聚集許多失業者,即使廣場於1803年改名為「市府廣場」,grève這個字也沒有被大眾遺忘,反而帶上「沒工作」之意。

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後,法律禁止罷工,違者可能入獄,但當時許多勞工的工作條件不佳,改革呼聲漸起,也總有人以身試法;到了1864年左右,罷工終於除罪化,但公務員仍不能罷工;1884年,法律允許組織工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46年,憲法才真正允許所有勞工罷工,不分公私部門。

罷工目的在於暫停生產,迫使雇主或政府談判,可謂勞工抗衡權力傲慢的方式。

自己的權利自己爭 罷工有時也具政治意義

以勤奮為主流價值觀的亞洲人,偶也會羨慕法國人假期多、福利多,但這些權利不是靠政府施捨,而是勞工自己爭取而來,罷工就是主要手段之一。

例如1936年的大罷工讓勞工得以享有帶薪假,從此學會在工作之餘放鬆及照顧家庭,這項變革在經濟、社會、文化層面都給法國帶來深遠的影響。

1968年的學生運動伴隨全國性罷工,學生與勞工的身分不同,但訴求同樣是要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放棄過時政策、儘早下台,工人們占領工廠,要求調薪、減少工時,估計多達800萬人參與罷工,規模之大,在法國前所未見。

學生與勞工在巴黎發起百萬人遊行之後,政府同意調高基本工資,戴高樂隔年也辭去總統職務,淡出政壇,68學運及罷工成了20世紀法國最重要的社會運動。罷工有時也有政治意義,例如1934年2月,法國勞工為反抗法西斯主義而發起大規模罷工及街頭抗議。

視罷工為家常便飯 民眾習於應變少有謾罵

今日法國,罷工司空見慣,各行各業都有權參與,護士、鐵道員、教師、地鐵列車司機、急救人員等近幾年都曾罷工,一般大眾的日常生活不免受到衝擊,但多數人都理解罷工是勞工權利,少有抱怨或謾罵,而是自己尋求替代方案。

舉例來說,法國國家鐵路公司(SNCF)部分員工於2018年初實行間歇性罷工,時間長達數月,通勤乘客很快學會利用手機應用程式尋找共乘,也有愈來愈多企業藉機試行遠距上班。

在一些尚未習慣把罷工視為勞工權利的國家,常有一種論點指稱罷工者自私、罔顧大眾利益,但訴諸輿論向政府或雇主施以壓力,原本就是罷工用意之一。

研究社會關係議題的「對話暨社會智慧觀察站」(ODIS)創辦人尚塔侯(Jean-François Chantaraud)曾在接受《費加洛報》(Le Figaro)訪問時分析,行使罷工權等於實行民主,當勞工無法參與決策時,要宣揚自己的意見,就只有罷工抗議一途,社會衝突的根源終究是因為權力在握的人忽視群眾。

他說,法國政治權力過於集中,執政階層的少數幾人控制大部分運作,群眾感覺自己的聲音無法反映給掌權者知道,只好利用人數優勢動員,「沒有對話,那就街頭見」。

尚塔侯認為,罷工本身不是問題,法國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權文化才是癥結,中央集權固然可以提高決策效率,但缺乏公民參與是要付出代價的,「不聽群眾的聲音,群眾也不會聽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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