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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天白日就在那 別說看不見

2012/9/12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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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心門 中華民國史在大陸漸成顯學 文 張力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了證明「新中國」取代中華民國是既正當又合法,中共發展出一套歷史詮釋。這種歷史詮釋方式奠基於唯物史觀,因此在中共建政前30年,幾乎所有的史學文章或多或少都要引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或毛澤東的言論。而對於所謂「前朝」的中華民國政府統治時期,尤其是國民黨的執政,更要極盡醜化,藉此反襯出中共革命的順天應人。

中共的史學非常重視歷史分期,中國近代史起自1840年,終於1919年,又稱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史。1919年發生五四運動,這個事件可以聯繫到中共的創黨,從1919年到1949年為中國現代史,又稱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因此,1912年到1949年的民國歷史,就被分隔成兩個時段,中華民國歷史的延續性就被淡化了。

成王敗寇何時休? 民國史成祕辛

對於建政之前存在於大陸的中華民國,中共避談其名,且從學校教育、社會宣傳、到學術研究,均以中共之發展為主軸的論述,將之簡化成兩次的國共合作,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反覆強調國民黨統治的貪污腐化,人事傾軋,屢屢屈服於帝國主義,甚至只有中共才是真正抗日。

這一套成為主旋律的論述,在高壓統治的封閉社會中,可以維持不變。至於存在其間的許多敏感問題,就成為不能觸碰的禁區。學術研究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曾在1972年成立民國史研究組,開始編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但整個民國史的研究空間極其有限,且不能背離主流論述。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大陸的社會開始鬆動。1978年中共的11屆三中全會以後,大陸進入改革開放時期,此後大陸呈現的是經濟加速發展、人民生活逐漸改善。學者學生的出國汲取新知,境外資訊的傳入中國,逐漸帶給大陸人民思想的變化。

改革開放後 民國史受正視

1978年以後,中華民國史開始以一個新興學科在大陸出現。近代史研究所的民國史研究組就在1978年改稱民國史研究室,並出版第一個以「民國」為書名的《民國人物傳》。其他冠以「中華民國史」為書名的通論著作和人物志、大事記、辭典等工具書,也陸續出版。這些書籍有別於過去以中共發展為主軸的中國現代史,而是以民國元年的臨時政府、民初的北洋政府,和北伐之後國民政府的統治為其內容,大多偏重於政治史的介紹。不過時間斷限仍到1949年為止,且繼續強調中華民國的走向滅亡,而有新中國的取代。

1980年代,大陸的學者漸漸可以接觸到台灣和海外的民國史著作,尤其台灣出版的大批史料集,如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出版的《革命文獻》、《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提供大陸學者豐富的研究材料。此外,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典藏大量未能遷往台灣的民國政府檔案,還有各省市檔案館的館藏,雖然在這些檔案館查閱資料以及研究議題的選擇仍有諸多限制,不過民國史的研究確實已逐漸受到大陸學者的重視。

兩岸民國史學者的交流,最早可追溯到1982年在美國芝加哥舉行的亞洲學會年會中,一項研討辛亥革命的特別會議,與會的兩岸學者曾對辛亥革命的性質,進行激烈交鋒。1990年前後,台灣學者藉探親名義和大陸學者或學術機構,有了個別接觸。1995年在台北舉行的「慶祝抗戰勝利50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更有多達31位大陸學者受邀參加。

民國史實重見天日  大陸官方不安

自此以後,兩岸民國史學者的交流日趨頻繁,來到台灣的大陸學者,親身體驗到台灣各個檔案典藏機構開放的環境和週到的服務,蒐集資料常能滿載而歸。中國國民黨黨史館的史料、中研院近史所的外交、經濟檔案和朱家驊檔案,特別是國史館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不時出現在大陸學者民國史論著的腳註和參考書目之中。近年來藏於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蔣中正日記」開放閱覽,大陸學者更是趨之若鶩,不辭勞苦努力抄寫,成為其論著的素材。

在大陸,民國史的研究已由過去的「險學」成為今日的「顯學」,學者多能擺脫唯物史觀的框架,其所累積的研究成果,也漸漸修正了原先的歷史解釋。就以對日抗戰歷史來說,原先認定「九一八事變」爆發時,蔣中正曾命令張學良對日軍不抵抗,現在學者指出,「不抵抗主義」只是東北當局的說法,蔣中正並無直接命令。南京國民政府十年間(1928-1937)的軍經建設,顯現政府確有抗戰準備。全面戰爭爆發之後,國軍並非消極抗日,而是在正面戰場有積極貢獻,和中共的敵後戰場同等重要。蔣中正不再是躲在峨嵋山上的賣國賊,而是領導國民政府堅持抗日,並在外交事務方面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民國史研究在大陸的深化,所得出的修正觀點歷史解釋,不免挑戰了官方的宣傳,而令中共不安。去年9月《人民日報》社論突又強調中共領導抗戰,或許就是這種不安所產生的反應。另一方面,中共無視於1949年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最多只是將之列入台灣史的範疇。這種切斷歷史的做法,造成兩岸之間民國史認識的差異,也為大陸的學術研究再度設下禁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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