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史專家莊永明，被公認為台灣民間史料收藏最博雜、豐富的研究者之一，他以「稻埕人」自居，因邁入而立之年以前的生命烙印於此，並擔任「大稻埕逍遙遊」文史導覽長達十年之久。年屆七十之齡的莊永明寫下自己的故事，他說：「無論大、小人物，都經歷社會變遷，也都閱歷政治變革…我願意以歷史見證人留下自述。」全書分為三章，記錄成長紀事與收藏歷史；大稻埕文化現場與庶民記憶；交遊、寫作與文史生涯點滴。
文章節錄
《活！該如此：莊永明七十自述》
城北舊事 稻埕夢迴
「稻埕」是在地人對大稻埕的說詞，外地人才會循著慣例叫「大稻埕」。由於「大」字在念聲上屬「輕音」，在地人對自己里居地不斷說出口：「大稻埕、大稻埕……」一直念下來，輕音消失，而成了「稻埕」。
「稻埕」只是口語，難見文書；倒是「稻江」一詞，常被書寫，因為大稻埕位於淡水河之濱，而淡水河是台北盆地的江河，所以稱之「稻江」實為名正言順。而我則以「清代天母」稱呼「港町」，以「日據東區」界定「太平町」，只因天母曾以「外僑區」受人嚮往，而東區是現代台北市的黃金地段。
大稻埕因迪化街而崛起，這條街一年一度以「年貨大街」享譽全台，而今迪化街幾成大稻埕的代名詞。
迪化街，成街於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頂下郊拚」兄弟鬩牆之後，落難逃生的同安人亡命於此同心協力打造家園。不過，誰也想不到，大稻埕竟然在七年之後，一八六○年（咸豐十年）逢上「台灣開港」，讓這個原為農耕之地、有著廣大曬穀場的地方迅速崛起。大稻埕和艋舺，雖同為台灣人的市街，都有傳統的台灣風情，但「現代化」的大稻埕則更有資本主義洗禮後的台灣特色。
《民俗台灣》這本日據末期皇民化運動的「親台」雜誌，創辦人之一池田敏雄，以日本人的觀點，如此看「城北」的大稻埕：
過了北門的平交道（註：鐵路未地下化前，南下列車必駛過北門前），便是大稻埕，這兒不像城內商店街道有那麼多日本人，所以有一種越境的樂趣。
台灣開港後，西方文明進入，各方人馬群聚於此，大家相互包容，因著「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同理心，稻埕人對金髮碧眼、凸鼻的「番仔」（洋人）也不排斥；「鬍鬚番」馬偕初蒞艋舺傳教，備受排斥的現象也不見於大稻埕。
台北三市街——艋舺、城內、大稻埕；城內居中，其南為艋舺，其北為大稻埕。清代稱「南街」、「中北街」的迪化街，當年是大稻埕的精華地段，一八八五年台灣建省，「台北府城」地位確立，過往「重南輕北」的現象為之翻轉，第一任巡撫劉銘傳除了以台北城為政治中心外，眼光還放在大稻埕，企圖規畫為「台北港」，期望藉著淡水河的河航之利，將大稻埕河岸建設成輸出、入口的集散中心，於是他以類似今日BOT案的方式，邀請李春生與林維源投資闢建「洋人街」——千秋街和建昌街。
彼時，怡和、德記、美時、義和、新華利五大洋行紛紛在大稻埕設立跨國分公司，除了洋行外，還有外交使節進駐，如美國公使館、丹麥公使館、義大利公使館、荷蘭公使館、德意志公使館皆聚集此處，使此區充滿「異人」情調，而被稱為「洋人街」。
我家老宅，由於側門位在建昌街，約處於這條「洋人街」的中間，所以父母那一代的人，就以「稻埕建昌街」來說明自家的里居地；〈望春風〉作詞者李臨秋，家居靠建昌後街的「港仔溝」比較近，離建昌街仍有一段距離，但他也常以「建昌街的人」自況。我還記得他晚年中風後，步履蹣跚，有一次走向我家門前，與阿母打招呼時，無限感嘆結結巴巴說出：「咱兩個老歲仔（老年人），是建昌街上老的老大人（長輩）。」
李臨秋的慨嘆，乃因左右鄰居，出國的出國、遷居的遷居，多數人不願再守著這個日趨沒落的家園，畢竟茶香已淡，農林公司（昔三井茶行）精製茶廠、怡和洋行、德記洋行……都已拆除改建公寓；南興茶行劉家、建南茶行翁家，也關店他遷；錦記茶行陳家也分枝散葉，更枉論「台灣茶業之父」李春生家族後代了。其中最令我不捨的是我家正對面的吳文秀故居，他的哲嗣吳宗亮，改建老家後沒幾年，便舉家移民國外，讓他阿爸吳文秀的事跡，只能從有限的文字資料去做追尋。
李臨秋晚年的喟嘆，應是認為大稻埕的「稻埕人」，已經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