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崛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2008雷曼兄弟倒閉掀起的金融風暴爆發後，美國與中國不斷相互指責，包括中國操縱人民幣、傾銷廉價商品到美國，以及美國縱容金融泡沫發生、不斷對外舉債。但《超融合》這本書指出，若非中、美兩國已有長期依存關係，這次金融風暴引起的中美衝突將更形緊張。
大家長期認為，中、美兩國分屬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陣營，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水火不容，兩個國家應有利益衝突。出身哈佛大學博士的政治與經濟趨勢評論專家、本書作者札克利‧卡拉貝爾，卻觀察出兩國在經濟上相互融合已行之有年，中美依存關係比大家想像得更緊密，美國舉債解決經濟風暴的大債主正是中國。
作者指出，20年來，美國不斷融入來自中國的人、商品與技術，中國也不斷融入來自美國的科技、品牌與文化，使美國近年出現合體字「Chimerica（中美國）」，預測中美兩大強權可能合成一個政治經濟體強權，這會是未來10年頗紅的概念。另外，去年G20高峰因有中國，較G8更受全球重視，關鍵在其中G2─中美兩國舉足輕重。
因此，《超融合》一書有助讀者了解「Chimerica（中美國）」形成的來龍去脈，兩國融合絕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而是1990年代即已明顯。不過，大家也應了解，這畢竟是作者的趨勢觀察，讀者還是要注意美國與歐洲國家關係，以及中國與其他新興國家關係在未來的發展，勢必成為影響未來中美超融合發展方向的變數。
也就是說，作者想強調中美正在發展、且將持續的超融合經濟體，也有可能是過度樂觀的論述。因為不是所有美國人都願意與中國融合，許多美國人為了保護自己的經濟與飯碗，寧願美國與中國保持距離，也使中美超融合遭遇很多角力。了解到這點，大家才不會太過樂觀，以為中美會融合並和諧地共同解決世界上的問題。
文章節錄
第一章 黑貓，白貓 部份
中國和美國合流，始於這兩個世界分流之際，本來沒有必然合流的事態。它不必然會發生，但確實發生了。
一九七○年代末葉，有些社會格外顯眼和疏離。歷經毛主席過度獨裁之後的中國，是個深陷於貧窮和與世隔絕的農業國家。到一九七○年代時，外貿只占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五，以中國的幅員和規模而言，這是個低得驚人的數字。事實上，毛澤東時代未期的中國，比起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打贏國共戰爭之前，或一九五○年代革命初期的時代，更加孤立和疏離國際體系。
相形之下，一九七○年代末葉的美國儘管自我認知陷於萎靡和懷疑泥淖，卻是世界一流的強權。越戰經驗、國內經濟滯脹和水門事件糾葛，以及自覺已不再被世人視為自由鬥士的感受，無不促成信心與自我形象危機。此外，一九七○年代也是美國製造業就業指數陷於長遠低迷的開端，因為這時其他國家已開始生產更大比例的消費產品在美國和歐洲市場銷售。不過，從軍事與經濟角度來看，即便在蘇聯軍事挑戰和日本與西德經濟實力日增的稀釋之下，美國仍然是全球的核心勢力。
一九七二年，尼克森（Richard Nixon）往訪北京，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會見毛澤東，戲劇性和出人意表地重啟美中關係之門。這次意義非凡的會談，係由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中方對口單位，特別是周恩來總理等人孜孜於祕密外交所促成。當然，乒乓外交也是個因素。一九七一年，中方邀請美國桌球代表隊訪華以表善意，促成一年後的政治和解。除了偶爾仍見諸全球各地在車庫、洞窟和點著螢光燈的地下室裏舉行的家族聚會的經驗之外，這堪稱是賽局中最重要的時刻。
不過，乒乓外交和北京精緻的國宴，均未能徹底改變中國與世界間的「冷和」（cold peace）態勢。中美間的開放大致侷限於政治層面，緊張雖見緩和，外交往來也有增加，但也就只到這個程度而已。一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過世和之後二年隨之而來的動盪期間，中國依舊跟悠久和複雜的歷史中的任何時點一樣，維持不與鄰邦和鮮與世界往來的身段。在中蘇關係上，中國跟名義上的兄弟之邦，以及在共產對資本主義的全球鬥爭中的戰友蘇聯之間的關係冷到結霜。中國共產黨的統治菁英對跟西方甚至東方加強關係懷有極大的抗拒感。中共統治接踵於受西方壓迫和侵凌一個多世紀之後，因此，頭幾十年一直致力於讓中國獨立、自主和自足，儘管執政黨的經濟政策未能改善數億中國人民的物質條件，此種與世界整合背道而馳的作為仍行之不輟。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鞏固黨政地位後，推動改革與現代化進程。太多的中國人赤貧如洗，鄧小平深知，除非能改變此種境況，否則黨和人民間薄弱的協定必會趨於瓦解。鄧小平洞燭機先，高瞻遠矚；他歷經整肅、黨內惡鬥、國內放逐與失寵、文革期間飽受紅衛兵敵視、與毛澤東的關係跌宕起伏。毛過世時鄧小平已是七十二高齡，但到了大多數人已在回首前塵往事年紀的他，卻無意就此安享餘年，終老此生。黨內老人幫縱使不情願，也不得不對他有所敬重，至於仰慕他為黨奉獻和讚嘆他歷經政治與實際大難而不死能耐的年輕一代，對他更是徹底服膺。
鄧小平意欲改造黨管理經濟的方式。為此，他首先著手農業改革，逐漸廢除集體農場制度，接著又批准在華南沿海一帶成立若干經濟特區。這些特區可以自行規畫較適於民間企業與外資創投事業的稅制，並賦予更多的自由，可從事有國家指定之外的生意。儘管共產黨對西方懷有敵意，特區的主要基準則是近似於西方商務與貿易中心，亦即香港、澳門和相關的台灣模式。
局部開放的本意是權充實驗，但人民渴望更大的自主和提升生活水準，促成經濟活動勃興，貿易大幅上揚，本來還在酣睡的地區，如香港北面的珠江三角洲，產業也隨之蓬勃。黨內有很多人對此感到老大不開心，這些人雖不致公開直接反嗆鄧小平，卻可以倒退到根深柢固和普遍共有的心態，亦即對貿易和跟西方有太多瓜葛愛恨交織。很多老黨員堅守的信念是，多出口不如少出口，少進口不如不進口。此外，很多人也不歡迎外資進入一九七○年代和八○年代初期中國經濟的封閉迴路。很多人擔心－－結果證明，他們擔心得很對－－一旦外資海入中國，毛澤東主義乃至中國共產主義的便來日無多。
只是，已經回不了頭了。一九八○年代期間，儘管改革步調時而加速，時而雷大雨小，卻始終沒有停下腳步。結果頗為亮眼。八○年代經濟成長率平均近百分之十，通膨適度；有幾年成長率為百分之七，有幾年則幾達百分之十五，總體呈上揚趨勢。這表示，由於起點太低的緣故，中國即便如此快速的成長，相較於世界其他國家仍屬於窮國，仍需再有許多年的成長，才能躋身「中產階級」國家之林。而且，總體統計掩蓋了重大的地區差異。新經濟區快速繁榮擴張之際，內陸和西部各省仍有許多地區絲毫未見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