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追求自由民主的反抗者》清楚記錄2009年以來緬甸人民爭取民主、衝撞體制、追求理想的反抗故事。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太所所長、政大東南亞研究中心執行長楊昊在專文中指出：「外界多半將這段成功的轉型經驗歸功於前總統登盛與民主運動領袖翁山蘇姬；然而，史藍克卻試圖提供一個更貼近民間社會與日常生活的解釋，藉著刻畫穿梭在國境邊緣與權力核心的地下抗爭組織，以及故事主人翁阿偉的生命故事，拼貼出緬甸近期民主改革背後的抵抗政治圖像。」
文章節錄
《緬甸：追求自由民主的反抗者》
第七章諸王之城
屋漏偏逢連夜雨，盾迭傳來消息說，他母親的血壓飆高到危險程度。她的身體越來越虛弱。朋友打電話告訴阿偉，她可能撐不過一個月。
當初他們租下奈比多的時候，他對母親健康惡化的情形已經十分心驚，打亂了家人很久以前達成的道義與財務規畫。阿偉當初允諾把一生奉獻給女士，其他三兄弟則扛起家庭責任，必要時提供阿偉財務支援，並負責照顧年邁的母親。孝敬父母、讓父母安養天年是做子女的責任。阿偉感到愧疚，但盡量不去想這個問題。
現在，他潸然淚下。
他對自己的選擇絲毫不覺得光榮。他從事民運的理念是來自同理心。來自家庭和政治人物間的信任，以同心圓慢慢擴散到好友、他的組織網，最後到全國人民。現在他是為保護同胞而戰。
最近他在寫給同志的一篇講稿裡提到：「如果你身上只有六百元緬幣，和三位朋友在一起，每人需要兩百緬幣坐公車回家。這種情況下，你必須是那個一無所有的人。你不能坐車，應該走路回家。這是政治行動，因為他們會認為你很偉大，為他們著想。因此，如果你的群體認為你會為他們犧牲，自然會推崇你……有德有守。這就是政治。如果你做得到這一點，我們可以說『你是從事政治』。你可以先從家庭做起，因為家庭就是你最親密的群體。」
隨著時間流逝和經驗累積，他逐漸形成個人的政治理念，反思官僚體系的冷酷、統治者對民生疾苦視若無睹。但他無力替關係最重要的群體：自己的家人盡心盡力，如何能夠對別人的痛苦感同身受，為他們努力奮鬥，記錄他們受迫害的情形？
遭受刑求、坐牢，多年無法和心愛的家人說話，甚至不能談戀愛——這些都是做異議分子必須承受的後果——陰影在他心裡慢慢發酵，成為侵蝕心靈的毒素，經常讓他覺得抗爭可能無法開花結果，而且看不到盡頭，這期間你可能淪為壞佛教徒、壞兒子、壞人。
連阿姨（翁山蘇姬）也面臨這樣的心魔考驗。
她的演說充滿了愛心、情感和政治理想，不僅止於抽象的參與式民主過程，或是西方民主主義不帶情感的個人行動風格。對她和從小接受佛教慈悲思想教育的緬甸青年男女來說，爭取他們的權利，重新打造國家，是一場心靈的奮鬥。這對他們來說並不虛無飄渺。在實務上，這代表勇於踏上個人探索的旅程。
但是，要如何做？
大權在握的將軍想把阿姨趕走，因此拒發簽證給她的丈夫亞里斯和兩個兒子；亞里斯是英國公民、牛津大學學者，一九九九年一月發現罹患攝護腺癌末期，而且癌細胞已擴散到脊椎和肺部，軍政府仍狠心不肯讓步。他住在英國家中，阿姨則在十一年前於一九八八年離家回仰光娘家照顧母親。亞里斯數度申請簽證不成，英國外交部出面代為向緬甸當局交涉。緬甸軍政府藉口說他可能造成仰光醫療設施負擔，英國外交部表示願意為亞里斯安排醫療專機，但軍政府還是不為所動。
阿姨的電話從一九九五年以來一直被監聽，每當亞里斯打電話來的時候就斷線。夫妻倆擔心，如果她離開緬甸暫時回到英國，軍政府絕對不會允許她再入境。他們已經吊銷她兒子的緬甸護照。她告訴當時的英國大使，她更擔心的是，如果她不在緬甸，當局會利用機會大舉逮捕民運分子，比以往更肆無忌憚地對付他們。
亞里斯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晨不治，和仰光相隔半個地球之遠，離他診斷出癌症不到三個月。他們夫婦上一次相聚是一九九六年，而且只有兩個星期。他們的真愛令人稱頌，「暴政也無法摧毀」。他們二十七年的姻緣建立在彼此的默契上，翁山將軍的女兒有朝一日可能必須扛起父親未竟遺志。到頭來，在面臨個人悲劇時，她選擇國家，付出最大的犧牲。在支持者眼中，這讓她的光環更光芒萬丈。
有些人則詆譭她鐵石心腸，批評者包括政府死忠派、地方的官方傳聲筒，甚至早期的外國傳記作者。
但阿偉明白真相。亞里斯過世後不久，阿偉有一晚在阿姨宅邸擔任警戒工作，看到她從房間出來，面無表情地經過走廊，跪在以粉筆書寫的亞里斯牌位前。她掩面哭泣，身體隨著啜泣前後搖動。
這位肩負同胞希望的女性不能在人前落淚，只能私下悄悄宣洩思夫之情。過沒多久，她擦乾眼淚起身——和阿偉四目相接。第二天她又戴上平靜的面具。面對外界的時候，個人的損失必須不當一回事。
不過，阿偉不覺得自己對阿姨來說有多重要。
他計畫偷偷潛回盾迭探望母親。
但於事無補。儘管他現在做的事是出於母親要求，而且在更深的層面是為了紀念父親。他已經做出選擇，沒辦法和家人共同生活。他是自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