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究竟該如何教養出充滿自信的女兒？」本書邀請逾五十位卓越女性，包括總統夫人、醫師、娛樂圈主管到社運領袖等，寫下給女兒的智慧箴言。透過母親的細膩觀察與溫暖筆觸，侃侃而談關於性別教育、職場偏見、工作與生活平衡等真實議題，鼓勵女性勇敢活出自我。
文章節錄
《我這樣告訴我女兒：寫給女孩們的信，關於勇氣、覺察、自信的能量與幸福未來》
角色互換◎文／瑪德琳・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
喬治城大學外交事務學院教授。在一九九七至二〇〇一年期間，歐布萊特成為美國首位女性國務卿。自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七年這段期間，她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在此之前，歐布萊特是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委員與白宮幕僚之一。她也是美國參議員愛德蒙・莫斯基（Edmund Muskie）的法案分析師。她撰有五本書，包括二〇〇三年出版的自傳《從難民到國務卿：歐布萊特回憶錄》（Madam Secretary: A Memoir）等。二〇一二年，歐布萊特被授予「總統自由勛章」。
對於有機會代表美國這件事，我總是心懷感激。在我的任期內，大家視我為外交大使、國務卿，更重要的是，我打破了女性在職場天花板（glass ceilings）的束縛與規則。
在我外交事業的高峰期，我雖身為美國國務院的領導人，但只要碰到跟花錢有關的事，我就得聽我三個女兒的，在這方面她們可是精打細算。
「媽，妳真的需要再買一雙鞋嗎？」當我的女兒安妮審視了我一個月的開銷和購物清單之後，她這樣問我。我在一九九三年成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一九九七年成為美國國務卿，女兒們也開始協助管理我的財務狀況。國務卿工作時常需要頻繁的海外出差，關於管理私人財務，我實在分身乏術。因為這層原因，我和女兒們彷彿角色互換，同時也讓我們雙方都深受啟發。
有個最緊張的時刻，發生在一九九六年──我以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身分前往克羅埃西亞（Croatia）的旅途中。那時距離簽署終止波士尼亞（Bosnia）與赫塞哥維納（Herzegovina）戰爭的「岱頓和平協定」（Dayton Peace Agreement）還不滿四個月。我帶領聯合國代表團親自去看看該協定對於巴爾幹半島（Balkans）人民生活的影響。
在武科瓦爾（Vukovar）的某一站，我們下了車，在一個由塞族人（Serb）控制的城市中走逛。就在我們靠近露天傳統市場時，我聽到有人大聲辱罵：「妳這個婊子」──這句話無論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或是英語，都一樣難聽。就在我們上車後，人們開始朝我們扔擲石頭。在離開該地區後，車隊的車子也差不多快被砸爛了。
那天稍晚，CNN以「歐布萊特在塞爾維亞慘遭石頭襲擊」為題進行報導。這條新聞讓我的女兒們著急地向國務院猛打電話，想確認我是否平安。
幾天後，我回到家，被女兒們好好地訓了一頓。
「媽，這太不像話了。妳不能自己一個人跑去這麼危險的地方，竟然也沒和我們說一聲。這樣太不負責了。」這些話聽起來應該是我對她們說的──當她們還是青少年的時候，夜間外出逾時晚歸，我可能就會這樣叼唸她們。看來她們很生氣，我的行為令她們憂慮。
這些經驗加強了我們彼此間的家庭連結──這是我更想透過行動而非語言來傳達給她們的。對於一名職業婦女來說，最困難的，就是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取得平衡。一旦到了緊要關頭，家庭永遠是最優先的。我女兒們成年後對我的照顧與關心，充分顯示她們清楚接收到這個訊息。
當我的雙胞胎女兒愛麗絲與安妮進入青少年時期，凱蒂還不滿十歲的時候，我開始離家工作。我在將近四十歲時完成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而且我還是個單親媽媽。
我取得學位的時機真的再好不過。因為當時反對性別歧視的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已經通過，女人正是可以在職場上大展身手的時刻，我的學歷證書也準備好了。當參議員愛德蒙．莫斯基聘請我擔任他的立法事務辦公室主任時，在國會山莊上，我是以「歐布萊特博士」，而非「莫斯基的朋友瑪德琳」被介紹的。
在事業持續發展的同時，維持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平衡變得益發困難。我經常不在家。對我們大家來說，這都是一大改變。但讓我感受到最多壓力的，倒不是我的女兒們，而是其他的女性朋友。有許多女性朋友讓我感覺自己是否做了錯誤的決定。我總是說每個女人的中間名叫做「罪惡」，因為我們太喜歡對彼此進行價值批判。
許多年來，在華府有個不成文的規定，亦即在一個團隊裡，通常只有一名或最多兩名女性職員的缺額。這樣的限制在擁有企圖心的女性之間營造出一種不健康的競爭環境，也不利於女性之間的支持互助。
令人慶幸的是，現今有愈來愈多人了解到，女性的力量對所有人來說其實都有正面幫助。我相信那些在上位的女性更有義務教導和支持彼此。若非希拉蕊向比爾．柯林頓的引薦，我無法擔任國務卿此一職務。希拉蕊支持我並非因為我是女人，而是她相信我就是那個能有效傳達比爾外交政策的人選。
如今想來很不可思議，但在當時，確實有人真正懷疑一個女人是否可以勝任國務卿這個職位；也有人擔心阿拉伯世界無法接受一個女性國務卿。甚至，有些外國媒體對於這個任命案的報導相當粗暴，舉例來說，塞爾維亞族就以「老，但危險」來形容我。
隨著時間的演進，人們這樣的態度也跟著改變了。透過我最小的外孫女在多年前所做的一個觀察，這樣的變化顯得特別清楚。
「外婆擔任國務卿這件事有什麼好奇怪的嗎？」她問。「只有女人可以當國務卿啊！」我當時才了解到，在她的世代，這個說法基本上是正確的。我的任期於二〇〇一年結束後，康朵麗莎．萊斯（Condoleezza Rice）自二〇〇五至二〇〇九年擔任國務卿，接著則由希拉蕊．柯林頓自二〇〇九至二〇一三年擔任該職。
現在，我的女兒們都擁有自己的家庭和事業，我們經常談到，當我的工作將我從她們身邊帶走時，她們是如何長大的。我們很驚訝地發現，不管我的行程有多緊湊，我們都會想出辦法找到時間陪伴彼此。我很驕傲於愛麗絲、安妮和凱蒂的專業都與公職服務相關，而且都在盡其所能地回饋社會。
「妳是怎麼做到這一切的？」或許是一個母親能從孩子那裡所聽到的最好的讚美。這讓我得以自叨念她們而產生的罪惡感中，永遠解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