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結12位80世代作家，分別從詩歌、電影、劇場、社運、新聞等角度撰寫的文學故事、歷史切片，紀錄島嶼的時代思潮。相較於文學史，意欲乘載更點出史料事件下，常為人所遺忘的緣由脈絡，透過不一樣的體例，還原曾在這土地上生活並努力過的人與事。
文章節錄
《百年降生：1900-2000臺灣文學故事》
一九○○ 最終與最初
一九○○年，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年，台灣改隸第五年。翻開歷史年表，製糖會社的煙囪開始探出廣袤的原野，伸向殖民地的天空；一些近代律法如治安警察法、出版規則、保安規則等，也相繼穿過未經近代規訓的呼吸與身體，織疊成一張日漸嚴密的網。這是一九○○，斷代的最初與最終。在文學史上，似乎不是特別值得一提的年份，卻有甚麼正隱然發生。五月中旬，雨季到來，蔡秋桐、吳濁流、葉榮鐘陸續降生，但他們的舞台還在二十年後的未來；稍早一些的三月中旬，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局長後藤新平繼「饗老典」後又有新的策劃，邀請曾獲科舉功名的傳統士紳於台北府城西門內的淡水館，盛大召開「揚文會」。他們打著甚麼算盤？後來的研究者說，這是透過漢詩安撫籠絡這批前清遺臣，同時向之展示日本的威勢與近代文明（黃美娥），並藉他們的影響力推廣新學、培育新式人才（陳文松）。
日本時代，描寫進入新時代之舊仕紳最為生動者，當屬朱點人的短篇小說〈秋信〉（1936）。斗文先生十九歲中秀才，二十七歲那年正要上省應試，卻遇上台灣改隸。原來的人生勝利組，一夕間成為魯蛇（loser）。作為虛構人物的斗文，在設定上當然具備受邀參加一九○○年揚文會的資格；但按人物性格推想，他是不會參加的。「他的家裡藏著一本台灣的詳圖，當台灣要開始新政治的時候，因為不諳於台灣事情，好幾次要請他幫忙，但他不但執意不肯，而且還要謝絕一切的政客」。只是，看似隱居的斗文，胸中仍奔流著民族的熱血。他閱讀孫兒從上海寄來的《國事週聞》（柳書琴認為它的現實指涉是《國聞週報》），也曾在島內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際成立詩社、提倡擊缽吟，挽救作為民族命脈的漢文。遺憾的是，斗文的努力終究不敵統治者以國家機器推動的新學（國語＝日本語教育）；他視為民族命脈的漢文，也在統治者的懷柔下成為應酬的酒器。
儘管形象有些滑稽，但朱點人對斗文是抱持同情的。並藉由斗文北上參觀「始政四十周年台灣博覽會」在故地迷航與諸多的不快、戰慄，諷刺殖民進步假面下的暴力性。只是說到底，斗文仍是新知識人形構的落後於時代的傳統文人，並在後來定型成為我們對傳統文人的刻板印象。事實上，正如黃美娥在《重層現代性鏡像》指出的，在日本時代這樣一個全球化下的新興文化場域，傳統文人並非僅是抱殘守缺，而是與新知識分子一樣，也追求文明的脈動，回應他同樣無可迴避的新時代與殖民地情境。
除了黃美娥在研究中列舉的《台灣日日新報》漢文部的魏清德、櫟社的王石鵬等，我們可以看看楊宜綠的例子。今天楊宜綠也許不是那麼知名，但他的長子即是一九三○年代與李張瑞、林修二等結成高舉超現實主義之大纛的「風車詩社」的楊熾昌。
一八七七年生的楊宜綠，有著舊式的字（天健）與號（痴玉），也與他那一輩的傳統文人乃至斗文先生有著類似的經歷：改隸後的1897年與連橫、陳瘦雲等人重振「浪吟詩社」，一九○六年參與「南社」創立。是否參加揚文會則未可知。但楊宜綠畢竟走上稍稍不同的路。一九一五年，他與摯友謝國文同道赴日深造，並帶著年僅8歲的小楊熾昌同行。返台後，楊宜綠任職《台南新報》漢文欄記者，參與台灣文化協會台南支部活動。一九二七年文協分裂，楊宜綠亦擔任由連溫卿、王敏川主導的左傾之新文協的台南州中央委員。一九二八年，台南發生了一件大事。為紀念昭和天皇登基，台南州廳欲徵收大南門外公共墓地建設綜合運動場而引發眾憤，史稱「台南墓地事件」。時任記者的楊宜綠曾在《台南新報》為文批判。當抗爭層級升高，陸續發生暴力行為、潑糞、州廳塗鴉事件，新文協成員被指為重要嫌疑者。連溫卿、王敏川、洪石柱等被捕，楊宜綠亦被控煽動群眾的匿名信乃出自他的手筆，因而入獄十月。該年份的《台南新報》今已不存，但翻閱《台灣日日新報》仍可見幾則相關記事。
一九三四年初，在獄中搞壞身體的楊宜綠罹患肝病，八月病逝。時長子楊熾昌已自東京的文化學院輟學返台，一九三二年起陸續於《台南新報》發表超現實主義詩作、詩論，組織「風車詩社」，接任紺谷淑藻郎的《台南新報》學藝欄編務，活躍於台灣文學界。楊氏父子倆，楊宜綠出身傳統文人卻不守舊，赴日進修、參與文化協會──甚至是分裂左傾的新文協，並以近代新聞媒體為公器批判殖民政府；楊熾昌則接受完整日本新式教育，並負笈東京，帶回與日本乃至二十世紀西方世界同步的前衛藝術思潮，在殖民地台灣進行在地實踐。
一九○○年，台灣改隸第五年，二十世紀近在眼前。舊文人並未完全為權力豢養，淡出歷史舞台，或不合時宜地存在於另一個平行時空。他們也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現代、回應台灣的殖民地情境。並與即將誕生的新知識人，一同踏上嶄新的、然而路途險阻的二十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