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5年出版得獎作品《戰後歐洲六十年》後，歷史學家東尼．賈德最想做的就是回顧整個二十世紀。然後他發現自己罹患了漸凍人症。眼看壯志未酬身將死，後輩歷史學家提摩希．史奈德遂提議透過對話方式來合寫這本書。2009年秋天兩人開始了一系列長談，循著賈德的生命歷程，以及成為歷史學家的每個階段，對20世紀的重大政治思潮進行了難能可貴的反思。隔年夏天，賈德辭世。兩年後他生前的最後一本著作問世，書名便是《想想20世紀》。
文章節錄
《想想20世紀》
關於民主這件事的討論
史奈德：我先前提到民主的時候，腦海中所想的，與其說我們應該抽象地談論民主，或者我們應該傳播這些觀念，不如說，民主確實就是一種非常嬌嫩的東西，由許多細小而脆弱的機制和慣例所構成。這些當中有一點，是要確保每一張選票都有計算在內。
我記得曾經跟一個烏克蘭朋友說到二○○○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當時俄羅斯人打算派選舉觀察團到加利福尼亞州和佛羅里達州，這種邏輯的依據是，這些地方都是美國這個國家相對不久之前才合併進來的部分，比較有可能發生弊端。我聽了覺得很好笑。結果是，我對我們本地的運作所抱持的那種傲慢態度，以及與此息息相關的每一個人對此不自覺的辯解，從上到下都完全錯了。那些選舉，我認為，是絕妙的例證，說明一種具有吸引力甚至可謂令人嚮往的制度，也就是民主，已經從內部被掏空了，而我們並沒有關注到這其中的細節變化。
賈德：如果你察看各個國家的歷史，把我們視為跟民主相關的那些優點都極大化，就會注意到，最先出現的是推行憲政，接著是依法治理，然後是權力分立。民主制度幾乎總是最後才出現。如果所謂民主制度我們指的是，所有成年人都能參與選擇即將要統治他們的政府這種權利，那要到非常晚才出現——有些國家是在我有生之年才走到那一步，如今被我們認為是偉大的民主政體，像瑞士，還有當然在我父親的有生之年，其他的歐洲國家，像法國。所以我們不應該告訴我們自己說，民主制度是這一切的起點。
民主制度之於一個井然有序的自由社會，就好像極度的自由市場之於一個成功而規範健全的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個大眾媒體的時代，大眾的民主制度意味著，一方面，你可以很快就讓大家都知道布希偷走了這場大選；但在另一方面，全體選民當中大部分人都蠻不在乎。如果是在一個選舉權更受限制的十九世紀老派自由主義社會裡，他相對比較沒有辦法竊取這個選舉：那些實際參與的人數相對比較少，但對這件事情的關心度會遠大得多。所以我們為了要把我們的自由主義予以大眾化而付出了代價，我們應該明白這一點。當然，並不是要主張回到受限的選舉權或者選民分級制，甚或一些——你知道的，有些人被告知或有些人不被告知的差別制度。這個論點只是說我們得要明白，民主制度並沒有辦法解決非自由社會的問題。
史奈德：然而對一個更為悲觀的世紀來說，民主制度難道不是一個好的走向嗎？因為這樣的制度，我認為，最好是被辯解為某種可以防範更惡劣的制度出現的良方，也最好被清楚表達為屬於大眾的政治，是確保民眾不會每次都被同樣手法愚弄的一種方式。
賈德：邱吉爾有一句名言，說民主制度可能是除了所有其他制度之外最糟的制度，這個說法有幾分真理，不過也只有幾分。民主制度是短期間之內防範非民主政治的最佳選擇，但卻防範不了本身先天上的缺陷。希臘人當年就知道，民主不太可能會亡於極權統治、威權統治或者寡頭統治的魔力；絕大可能是亡於本身腐化走樣後的變體。
民主政體很快就會被侵蝕。之所以會被侵蝕，是因為大多數民眾對此漠不關心。請留意，歐盟的第一次議會選舉在一九七九年舉行，當時平均投票率超過百分之六十二，目前眼看著可能還不到百分之三十，儘管歐洲議會如今更加舉足輕重，握有更大的權力。民眾對選擇由誰來統治你這回事，要維持自發性的興趣，其困難程度已經充分得到證實。而我們之所以需要知識分子，以及所有我們能夠找到的優秀記者，是為了填補民主制度中的雙方，也就是被統治者與統治者之間，日漸擴大的空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