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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的海洋史觀
  本書的中心論題是:「近代文明始於亞洲海洋」。他給台灣的啟示在於,如何借鑑日本,從「台灣的海洋史觀」出發,去思考台灣和海洋的關係,並且在放眼全球的寬宏視野中思索台灣未來的定位。在東協崛起、中美對峙愈趨頻繁的此刻,台灣又正好位於涵蓋東南亞海域與太平洋的亞洲海洋的中心點,使得本書顯得更為重要。



.作者:川勝平太
.譯者:
.分類:史地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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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節錄
《文明的海洋史觀》

  當我們提起文化交流時,首先總會想到學術、藝術等精神產物方面的交流;但事實上,擔負起交流重任的,往往是身處其間、作為橋梁的人們。已故的牛津大學榮譽教授理查德‧史托瑞(Richard Storry),正是這樣一位擔負橋梁大任的人物。以扎實學問為基礎、對日本擁有深厚理解與親密情誼的史托瑞教授,在一九八二年的如月將盡之際,猝然於牛津與世長辭。那年的牛津一如往昔嚴寒;在英國的原野與山間,宛若純白雪花般叢生的報春花,儘管被寒流壓得抬不起頭來,卻仍不待春天降臨,便已四處綻放。

  戰前史托瑞教授在小樽、戰後則以牛津為主要舞台,不分公私,盡心竭力為日英的文化交流奔走。在英國親炙史托瑞教授言教的日本人,與其說是受到他的援助,不如說更多是被他那充滿友情的溫暖接待,撫慰了旅途的辛勞與疲憊。因為史托瑞教授相當熟稔日本,所以他的日本研究也普遍獲得很高的評價;一九八一年,他和倫敦大學榮譽教授喬治‧西里爾‧艾倫(George Cyril Allen)一起獲頒國際交流基金獎。儘管史托瑞教授得獎乃是實至名歸,但當他為了頒獎儀式而前來日本時,卻仍然保持一派純真的態度,並露出宛若孩子般的欣喜表情。對於這位身為日英交流重要基石的「史托瑞老師」,緬懷的話語就算再怎麼說也說不盡;因此,在這裡僅介紹其中一件,那就是一九八一年創立的牛津大學日本研究所。

  戰前有位日本人曾經向牛津提議,願意出資設立同樣主題的研究所,但最後並未能實現。當時英國對日本的關注,在現實層面(政治、軍事、經濟等面相上)還勉強過得去,但學術層面則完全不在他們放眼的目光當中。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文化交流,也只是單向(英國日本)的流動而已。這樣一想,在象徵英國傳統的牛津大學裡設立日本研究所這件事,便堪稱是劃時代的壯舉。這間研究所設有教授、專任講師和語言教師,牛津大學的學生只要學習有關日本的事物,便可以獲得學士學位。在這間研究所設立以前,牛津對日本的研究,主要是由「Far East Centre」(遠東研究中心)在進行;然而,它只是在所長史托瑞教授的率領下,被納入廣義東亞與東南亞範疇當中的一環當中,從而進行所謂的「特殊研究」罷了。不只如此,這間中心也只是聖安東尼學院(St Antony's College)的附屬機構而已。

  因此,以史托瑞教授為首的有識之士,強烈要求牛津大學應該在日本研究方面多加積累,最後在日產汽車(Nissan)的支援下,終於設立了Nissan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日產日本研究所)。如今在牛津大學,日本研究所得以和冠有「Institute」名號的研究機構並駕齊驅,例如「東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農業經濟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考古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Archaeology)、「經濟與統計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數學研究所」(Mathematical Institute)等。換句話說,這件重要大事清楚呈現了「日本學」,已經成長為和數學、經濟學、考古學等同樣的普遍性學問,而日本研究也被這所自中世紀以來擁有八百年悠久歷史的大學,正式且制度性地納入學術領域的一環。史托瑞教授致力日本研究將近二十五年,如今它終於超越特定個人的努力而成為制度,將來也必定會在人與文物的往來交流發展上,扮演起相當重要的管道吧!

  如前所述,日本研究所的設立,乃是一個獨一無二的重要象徵;不過事實上,外國對日本研究的興趣一直在高漲當中。比方說在經濟史領域方面,被視為經濟史國際水準指標的《劍橋歐洲經濟史》叢刊(Cambridge Economics History of Europe),就把日本和英美並列,當成是對等的研究對象。按照這樣的發展趨勢,由日本人本身進行的日本研究,今後應該也會面臨到必須打破迄今為止的封閉性格,並試著從「與國際連動的日本」這個角度,去踏實探索更加開放的日本樣貌的狀況吧!對於把西洋史等同於世界史的錯覺,我們應當要加以反省。我們在理解歷史的時候,往往會陷入一種謬誤的看法,那就是西洋的歷史經驗乃是普遍模式,而日本乃是特殊的存在。對於這種看法,我們不只該加以糾正,而且還要反過來進行果斷的轉換,從日本的歷史經驗出發,來清楚呈現出西洋在歷史與社會上的特殊性質。

  綜觀眼前局勢,在日本的歷史研究者之間,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可說涇渭分明;這種狀況說好聽點是「專門化」,說難聽點就是各自劃定地盤,從而讓彼此之間很難侵門踏戶、相互跨足。以日本經濟史學的主流——講座派的成果為基礎,撰成通史《日本經濟史》的石井寬治先生,在英國深造的兩年間,深感日本經濟史學的非國際性,於是回國後便極力提倡「希望從事東洋史、西洋史、日本史這些研究領域的人們,都能時時跨足其他領域、加深彼此之間的交流,並透過彼此的攜手合作,來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西洋經濟史家米川伸一先生,也呼籲學會報告的領域應當跨越既有按地區分別的方式,而是改採時代區隔的方式,以促成更進一步的交流。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對日本這種彼此之間互不相干、宛若一個又一個「章魚壺」般的學術型態鳴響警鐘;而今,經濟史學家已經開始對此展開了反省。

  說到底,我們在各個國別領域的垂直層次(歷史)上,擁有相當豐富的學問積累;可是在水平層次(國際的聯繫與交流)上,卻很少試著去加以描繪。要打破這種學術的鎖國狀況,就必須在既有的成果與基礎上,從全球觀點——也就是同時代乃至同一時間的關連性——出發,去重新探索日本。關於這個議題,有兩本絕對不可以錯過的作品;以下就將以這兩本書為線索,透過經濟史的方法論,來試著探討日本的國際交流。

  這兩本作品分別是:森嶋通夫《續‧英國與日本》,以及華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森嶋是位活躍於倫敦的經濟學者,他在《英國與日本》這本書中,對「英國病」這種常識性的說法提出挑戰,同時也涉足日本的防衛論爭,因而引發話題。之後,他將關注重點轉移到近代日本的經濟發展,在《續‧英國與日本》中開創出獨樹一幟的明治維新論;一九八一年五月他走訪牛津之際,發表了一篇名為「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 Ethos」的演說,並在翌年春天寫成《為何日本如此成功》(Why Has Japan Succeeded)一書,由劍橋大學加以出版。另一方面,華勒斯坦在受到已故的布勞岱爾——為西洋社會經濟史學吹起新風的法國年鑑學派掌門人——強烈影響下,開始構想一本能夠結合眾多個別研究成果,從而綜觀由中世紀至現代全景的「整體史」,這就是《近代世界體系》。這套書預計要出版四本,目前已經出版了三本;同時,華勒斯坦也以「Review」雜誌的主導者之姿,在歐美的社會經濟史學界颳起一陣旋風。他的學說在全五卷的《講座西洋經濟史》中,也有相當清楚的表達。   (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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