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中心論題是：「近代文明始於亞洲海洋」。他給台灣的啟示在於，如何借鑑日本，從「台灣的海洋史觀」出發，去思考台灣和海洋的關係，並且在放眼全球的寬宏視野中思索台灣未來的定位。在東協崛起、中美對峙愈趨頻繁的此刻，台灣又正好位於涵蓋東南亞海域與太平洋的亞洲海洋的中心點，使得本書顯得更為重要。
文章節錄
《文明的海洋史觀》
當我們提起文化交流時，首先總會想到學術、藝術等精神產物方面的交流；但事實上，擔負起交流重任的，往往是身處其間、作為橋梁的人們。已故的牛津大學榮譽教授理查德‧史托瑞（Richard Storry），正是這樣一位擔負橋梁大任的人物。以扎實學問為基礎、對日本擁有深厚理解與親密情誼的史托瑞教授，在一九八二年的如月將盡之際，猝然於牛津與世長辭。那年的牛津一如往昔嚴寒；在英國的原野與山間，宛若純白雪花般叢生的報春花，儘管被寒流壓得抬不起頭來，卻仍不待春天降臨，便已四處綻放。
戰前史托瑞教授在小樽、戰後則以牛津為主要舞台，不分公私，盡心竭力為日英的文化交流奔走。在英國親炙史托瑞教授言教的日本人，與其說是受到他的援助，不如說更多是被他那充滿友情的溫暖接待，撫慰了旅途的辛勞與疲憊。因為史托瑞教授相當熟稔日本，所以他的日本研究也普遍獲得很高的評價；一九八一年，他和倫敦大學榮譽教授喬治‧西里爾‧艾倫（George Cyril Allen）一起獲頒國際交流基金獎。儘管史托瑞教授得獎乃是實至名歸，但當他為了頒獎儀式而前來日本時，卻仍然保持一派純真的態度，並露出宛若孩子般的欣喜表情。對於這位身為日英交流重要基石的「史托瑞老師」，緬懷的話語就算再怎麼說也說不盡；因此，在這裡僅介紹其中一件，那就是一九八一年創立的牛津大學日本研究所。
戰前有位日本人曾經向牛津提議，願意出資設立同樣主題的研究所，但最後並未能實現。當時英國對日本的關注，在現實層面（政治、軍事、經濟等面相上）還勉強過得去，但學術層面則完全不在他們放眼的目光當中。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文化交流，也只是單向（英國日本）的流動而已。這樣一想，在象徵英國傳統的牛津大學裡設立日本研究所這件事，便堪稱是劃時代的壯舉。這間研究所設有教授、專任講師和語言教師，牛津大學的學生只要學習有關日本的事物，便可以獲得學士學位。在這間研究所設立以前，牛津對日本的研究，主要是由「Far East Centre」（遠東研究中心）在進行；然而，它只是在所長史托瑞教授的率領下，被納入廣義東亞與東南亞範疇當中的一環當中，從而進行所謂的「特殊研究」罷了。不只如此，這間中心也只是聖安東尼學院（St Antony's College）的附屬機構而已。
因此，以史托瑞教授為首的有識之士，強烈要求牛津大學應該在日本研究方面多加積累，最後在日產汽車（Nissan）的支援下，終於設立了Nissan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日產日本研究所）。如今在牛津大學，日本研究所得以和冠有「Institute」名號的研究機構並駕齊驅，例如「東方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農業經濟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考古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Archaeology）、「經濟與統計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數學研究所」（Mathematical Institute）等。換句話說，這件重要大事清楚呈現了「日本學」，已經成長為和數學、經濟學、考古學等同樣的普遍性學問，而日本研究也被這所自中世紀以來擁有八百年悠久歷史的大學，正式且制度性地納入學術領域的一環。史托瑞教授致力日本研究將近二十五年，如今它終於超越特定個人的努力而成為制度，將來也必定會在人與文物的往來交流發展上，扮演起相當重要的管道吧！
如前所述，日本研究所的設立，乃是一個獨一無二的重要象徵；不過事實上，外國對日本研究的興趣一直在高漲當中。比方說在經濟史領域方面，被視為經濟史國際水準指標的《劍橋歐洲經濟史》叢刊（Cambridge Economics History of Europe），就把日本和英美並列，當成是對等的研究對象。按照這樣的發展趨勢，由日本人本身進行的日本研究，今後應該也會面臨到必須打破迄今為止的封閉性格，並試著從「與國際連動的日本」這個角度，去踏實探索更加開放的日本樣貌的狀況吧！對於把西洋史等同於世界史的錯覺，我們應當要加以反省。我們在理解歷史的時候，往往會陷入一種謬誤的看法，那就是西洋的歷史經驗乃是普遍模式，而日本乃是特殊的存在。對於這種看法，我們不只該加以糾正，而且還要反過來進行果斷的轉換，從日本的歷史經驗出發，來清楚呈現出西洋在歷史與社會上的特殊性質。
綜觀眼前局勢，在日本的歷史研究者之間，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可說涇渭分明；這種狀況說好聽點是「專門化」，說難聽點就是各自劃定地盤，從而讓彼此之間很難侵門踏戶、相互跨足。以日本經濟史學的主流——講座派的成果為基礎，撰成通史《日本經濟史》的石井寬治先生，在英國深造的兩年間，深感日本經濟史學的非國際性，於是回國後便極力提倡「希望從事東洋史、西洋史、日本史這些研究領域的人們，都能時時跨足其他領域、加深彼此之間的交流，並透過彼此的攜手合作，來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西洋經濟史家米川伸一先生，也呼籲學會報告的領域應當跨越既有按地區分別的方式，而是改採時代區隔的方式，以促成更進一步的交流。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對日本這種彼此之間互不相干、宛若一個又一個「章魚壺」般的學術型態鳴響警鐘；而今，經濟史學家已經開始對此展開了反省。
說到底，我們在各個國別領域的垂直層次（歷史）上，擁有相當豐富的學問積累；可是在水平層次（國際的聯繫與交流）上，卻很少試著去加以描繪。要打破這種學術的鎖國狀況，就必須在既有的成果與基礎上，從全球觀點——也就是同時代乃至同一時間的關連性——出發，去重新探索日本。關於這個議題，有兩本絕對不可以錯過的作品；以下就將以這兩本書為線索，透過經濟史的方法論，來試著探討日本的國際交流。
這兩本作品分別是：森嶋通夫《續‧英國與日本》，以及華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森嶋是位活躍於倫敦的經濟學者，他在《英國與日本》這本書中，對「英國病」這種常識性的說法提出挑戰，同時也涉足日本的防衛論爭，因而引發話題。之後，他將關注重點轉移到近代日本的經濟發展，在《續‧英國與日本》中開創出獨樹一幟的明治維新論；一九八一年五月他走訪牛津之際，發表了一篇名為「Western Technology and the Japan Ethos」的演說，並在翌年春天寫成《為何日本如此成功》（Why Has Japan Succeeded）一書，由劍橋大學加以出版。另一方面，華勒斯坦在受到已故的布勞岱爾——為西洋社會經濟史學吹起新風的法國年鑑學派掌門人——強烈影響下，開始構想一本能夠結合眾多個別研究成果，從而綜觀由中世紀至現代全景的「整體史」，這就是《近代世界體系》。這套書預計要出版四本，目前已經出版了三本；同時，華勒斯坦也以「Review」雜誌的主導者之姿，在歐美的社會經濟史學界颳起一陣旋風。他的學說在全五卷的《講座西洋經濟史》中，也有相當清楚的表達。 (文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