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熟悉的音樂，常讓人瞬間回到舊日情懷。廣播音樂人馬世芳的第二本書《昨日書》，與前一本《地下鄉愁藍調》，同樣回憶年輕時的音樂與相關人事物，不過本書特別觸及本土流行音樂「民歌時代」的點點滴滴，尤其許多音樂故事，是讀者從來不知道的內幕，這是最大的魅力所在。
馬世芳的母親為廣播界知名的音樂節目主持人陶曉清，因此，台灣流行音樂的重要發展過程，他從未錯過，尤其是民歌盛行時期，家中常有音樂人聚會。耳濡目染下，馬世芳從年輕時就愛聽西洋音樂，收藏很多唱片，堪稱深度樂迷，如今加入廣播主持人行列，寫起流行音樂的感懷書，資格綽綽有餘。
書中提到許多迷人的小故事。民歌作曲家李泰祥寫的「告別」，本來不會有這首歌，原來只有「不要告別」，但唱片公司錄製的歌，都不是作曲者要的風格，李後來帶唐曉詩錄專輯，覺得由唐唱才對，唱片公司卻不肯歸還原曲版權。為了版權問題，有人建議用舊曲填新詞，李便找了年輕詩人夏宇寫詞，作新曲，融入舊曲，是為「告別」，先後由唐曉詩獨唱與男女聲對唱，使「流浪近三十年的旋律，終於找到最好的歸宿」。
1979年屏東老人陳達揹著月琴到台北，為雲門舞集的舞作「薪傳」錄唱「思想起」作為配樂，前後錄唱三個小時，是一份珍貴的文化財，後來錄音的母帶不知所終，馬世芳則從母親舊日訪問錄音帶找到陳達演唱的紀錄，放在部落格供點閱。與上一代散文偏重人情世故的文風相比，本書多了作者的學養專長與專業，讓文章讀來更兼具知性與感性。
文章節錄
煙花與火焰的種子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朋友是在哪個時刻倏然驚覺：中文流行歌曲竟已變成一門足以承載時代、反映思潮的藝術形式。在台灣，這個「啟蒙時刻」很容易辨認：一九八二年四月，羅大佑的第一張專輯《之乎者也》問世，從此改變了我們聆聽中文歌曲的方式。
誠然，「歌以載道」並不是什麼創舉。七○年代中葉，台灣掀起「校園民歌」風潮，青年知識份子紛紛投身歌曲創作、蔚為大觀，「原創精神」、「時代意識」與「世代自覺」原本便是彼時青年念茲在茲的創作原則。在精神上，羅大佑並未與七○年代的台灣青年創作歌謠「一刀兩斷」，而是延展、拓寬了這些面向。羅大佑並不是台灣第一個嘗試搖滾編制的歌手，更不是第一個在歌曲中反思國族情結、展示現實意識的創作人（李雙澤、侯德健都是可敬的先驅），然而他卻是第一個把搖滾的形式實踐得如此徹底、把歌曲的煽動力展示得如此激切的音樂人，這使他真正成為橫掃世代的標記。
一九八二到一九八五是羅大佑的「黑潮時期」，那個一頭捲髮、黑衣墨鏡的孤傲身影，以一人之力，把台灣流行音樂從「天真」帶向「世故」。他的歌展示著一個深沈、抑鬱的「大人世界」，從青春情愛到歷史國族，勾引了所有自命早熟的青年。一如他在〈光陰的故事〉唱道：「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憶的青春」，大佑的歌，是一整代人的青春啟蒙。
之後，羅大佑赴美沉潛，一九八七年，蔣經國下令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台灣民間社會壓抑多年的力量傾巢而出。次年，羅大佑推出《愛人同志》，圓熟細膩、大氣磅礡，站上了樂壇的制高點，為那個動盪不安的時代，譜下了至為完美的主題曲。 之後，他在香港成立「音樂工廠」，廣邀頂尖好手，一九九一年的《皇后大道東》大膽探討香港前途，反應極為熱烈，〈東方之珠〉亦成為傳唱不輟的「城歌」。對一個來自異地台灣的創作人，這是香港樂迷給予的最高肯定了。
如今回望，羅大佑帶來最重要的啟發，或許是他新鮮的歌詞語言：沈鬱、滄桑，充滿時代感，一洗「校園民歌」的學生腔、文藝腔，在那個正值「經濟起飛」、政治氣氛逐漸鬆綁的台灣，「都市化」、「現代化」巨輪轟然碾來，羅大佑的語言，便成了「時代精神」最生動的載體。
羅大佑對歌詞與旋律的「咬合」極為在意，他始終認為自己首先是「作曲家」。他常說「歌是語言的花朵」，文字化為唱詞，在唇齒舌腔吞吐滾動，必須與旋律的收放起伏密密吻合，一如先人世代傳唱、渾然天成的古謠。〈童年〉的歌詞花了三年才完工，便是因為這樣的講究。且看他在「未來的主人翁」打造的長句，情景交融，筆力萬鈞：
你走過林立的高樓大廈穿過那些擁擠的人
望著一個現代化的都市泛起一片水銀燈
忽然想起了遙遠的過去未曾實現的夢
曾經人們一度告訴你說你是未來的主人翁
又如彷彿預言了未來的「京城夜」：
煙花的種子與火焰的種子／在你的夜晚還有我們的夜晚
張開了繽紛的翅膀／照耀一個城市甦醒以來的演變
就在羅大佑掀起「黑色旋風」的時刻，另一位「校園民歌」背景出身的音樂人也在台灣嶄露頭角。他寫的情歌，即將改寫中文流行歌曲的歷史──李宗盛原是民謠合唱團「木吉他」的成員，一九八三年，他初試啼聲，為鄭怡製作《小雨來得正是時候》，一炮而紅，成功讓鄭怡從「校園民歌手」轉型跨入「大人世界」，這是李宗盛展現他拿手的女歌手「形象工程」之始。後來的張艾嘉、陳淑樺、潘越雲、娃娃、林憶蓮、辛曉琪、莫文蔚，都因李宗盛的「精心調教」而登上歌壇頂峰，開展了藝術生命的新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