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說：「在沒有胡適的年代，至少我們還能讀到余英時。」
《余英時傳》不僅是以余先生學術研究為核心，除了他留下豐厚的文化思想與學術遺產，本書作者周言熱心步追前哲履跡，於2011至2019年間數次赴美拜訪余先生親炙謦欬，多方訪問、徵信、核實，並經過余先生與夫人的認肯與斧正，才終將余英時一生成長與學術追尋的歷程完整於世人面前。
未來，人們會說：「雖然趕不上胡適的歲月，但我們有幸生逢余英時的時代。」
文章節錄
一九八九年之後，余英時對於大陸日漸失望，他在一九九○年所寫的一系列文章中表達了他的感慨和憂思，他在年初所撰寫的〈台灣的認同與定位—一個歷史的考察〉等一系列文章中對於台灣的走向頗感憂慮，同年八月余英時的恩師錢穆去世，余英時寫下〈猶記風吹水上鱗—敬悼錢賓四師〉、〈一生為故國招魂—敬悼錢賓四師〉兩篇長文懷念錢穆，當時余英時最為親密的表哥汪志天也在這一年去世，余英時這一年的心情可想而知非常低落。
也就是因為此，在這一年，余英時寫下〈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和〈待從頭，收拾舊山河〉兩篇文章，對於變局中的知識人的歷史定位做出考察，尤其是後一篇文章，影響深遠，朱學勤記述：「（一九九○年）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創刊，創刊號有余英時千字文。那是我在那一年讀到的最結實的漢字，儘管後來我與他有過學術爭論，卻也無法改變對他的敬重。」朱學勤所謂的「最結實的漢字」，指的就是〈待從頭，收拾舊山河〉這篇文章。
《二十一世紀》雜誌創刊時，創設了「展望二十一世紀」的欄目，第一期的作者為許倬雲、高錕、張灝、李亦園、金耀基、傅偉勳，六人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乃至世界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做出展望，余英時別出心裁，反其道而行，對過往的二十世紀做出了深刻反思，余英時在文章中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首先他批判了近些年來流傳的「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這種看法，余英時認為這句話來源於六○年代湯因比和日本思想家的對話，那時西方的危機重重，湯因比因此對於亞洲文化有所嚮往，才表達了這個意見，但是余英時認為時至今日，湯因比的這個意見是錯誤的。余英時同時指出，從一部中國史來看，二十世紀是最混亂、黑暗的時代。
余英時在這一基礎上指出，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不斷升級，革命的結果是社會的邊緣人物（如地痞、流氓、光棍、無賴、不第秀才之流）占據了中心位置，而原來傳統社會中舉足輕重的知識分子反而邊緣化，余英時進而悲觀的指出：「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知識分子贖罪的世紀，儘管他們已經處在邊緣的地位，他們在思想上的徹底反省仍然是收拾中國破碎山河的一個始點。如果他們繼續堅持中國的問題是由於『封建傳統』還沒有破壞乾淨，那麼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便只好準備接受『最後的審判』了。」
朱學勤記述，在余英時文章發表十年之後，《二十一世紀》慶祝創刊十周年，余英時因故未能出席，一位諾獎得主（楊振寧）在這個會議上拿出事先複印好的余英時的文章，手一揚：「看看，這就是某某人在十年前寫的文字。」朱學勤繼而寫道：「這一幕醜陋無比，只能與紅衛兵拿出黑材料得意示眾的神態媲美。台灣學者錢永祥隔一張桌子緊盯我的臉，事後說你不知道你的臉多難看，那一瞬間他就怕我失控。」
余英時與楊振寧的這種「歧異」，在這一事件十年之後還繼續延伸，二○一一年季羨林去世，余英時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對季羨林晚年的政治立場頗有微詞，余英時諷刺中國當代的一些大師根本不夠格，他們成為大師不是因為學術上有何特殊成就，或者人格如何高潔，而是因為政治上的反覆，余英時同時話鋒一轉：「包括科學界大師，像楊振寧也是如此。」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楊振寧特地親筆寫了一封信給余英時表示關切，說「英時兄」恐怕對他有誤會，並隨信附了一本他寫的《曙光集》給余英時，希望余看了他的書後誤會能夠冰釋，但是讓楊振寧失望的是，這本《曙光集》沒能消除余對楊的誤會，余英時不會因楊振寧的信和書而改變對楊一貫的看法。二○○八年余英時回台灣，當時《中國時報》安排楊振寧和余英時對談，後來因為余英時腎結石突發住院而取消。
—摘自印刻出版《余英時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