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有臉書、維基百科、You tube等網路媒體，共同點是有很多熱情的人無償提供資訊，《下班時間扭轉未來》一書試圖解釋這種現象，發現人們原來認為「賺錢是人人做各種事情的動力」的假設為錯，因為，網路上種種現象證明有無數人願意憑單純的成就感就能完成許多偉大的任務，這種「無酬的行動力」更有力量。
作者克雷‧薛基是有名的科技產業專欄作家，時常為《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寫稿，在此書中，他從幾個不同面相切入分析，第一個面相就是全世界各地人口的閒暇時間加起來，一年超過一兆小時，這些人非常樂於利用閒暇時間，從事能帶給他們快樂與成就感的事情，即便與賺錢一點關係也沒有，他稱之為「無酬的行動力」。
其次，這種「無酬的行動力」帶來高度分享，也與人們通常認為每個人都以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為先的假設相反。不論轉寄e-mail分享好看的內容或費心製作影片上傳You-tube供人欣賞，都是典型的分享、不自利的行為。作者也發現人類彼此合作的意願遠比我們想像來得高，看看網路上團購、揪團、串連等行為，就知道人們非常願意與他人合作，即使是陌生人。
總結來說，本書點出網路時代人類的兩大特點──創造力、慷慨力，也推翻我們過去對人性的基本理解，甚至認為在網路連結時代，當更多人貢獻自己的時間展現創造力與慷慨力，勢必會改變世界的未來，也是這本書中文書名的意義，當大家都利用下班休閒時間與網路連結，進行分享與合作時，將成為改變世界的決勝點。
文章節錄
《下班時間扭轉未來：休閒時間 x 網路連結 = 改變世界的決勝點 Cognitive Surplus: Creativity and Generosity in a Connected Age》
當我們以自我中心的觀點出發，思考新型態的溝通工具所能帶來的文化改變時，將難以看清真相。「重大國際事件發生時，剛好被身邊有相機的人拍下」的機率，其實只是目睹事件的人數，乘以這些人當中攜帶相機者所占的比例。第一個數字將隨著不同的事件而變動，但第二項數字——隨身攜帶相機的人數——從二〇〇〇年的數百萬至今，已超過十億。現在許多手機都有內建相機功能，因此隨身攜帶相機的人數自然大幅增加。
上述這項事實的影響屢見不鮮―二〇〇五年倫敦地鐵爆炸案、二〇〇六年泰國政變、二〇〇八年奧克蘭警察殺害葛蘭特（Oscar Grant）案、二〇〇九年伊朗選後動亂——這些事件連同其他無數重大事件都被照相手機拍下，並上載到網路給全世界看。隨身攜帶相機者碰上重大國際事件的機率，在今日已經幾乎等同於類似事件有目擊者的機率了（意指幾乎人手一機）。規模的改變意味著，在過去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已轉為可能。在此之前，我們必須仰賴專業攝影記者記錄這類事件，現在，我們逐漸仰賴彼此。這樣看待分享的態度也許有點冷血——透過陌生人隨機選擇的分享內容，認識這個世界——但也有一些優點。正如柯特‧馮內果（Kurt Vonnegut）筆下的主角於小說《泰坦星的海妖》（The Sirens of Titan）結尾說的：「一個人身上最為不幸的遭遇，莫過於世上沒有任何人需要你做什麼事。」而認知剩餘的結合，已讓這樣的不幸愈來愈少。
隨著各種製作、分享媒體的增加，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媒體」這個詞可能的含意。媒體簡單的定義即是任何溝通之中的媒介，因此無論是古代的字母符號或近代的行動電話都符合這項定義。在此直接且中性的定義之上還有另一層意義；承襲自過去數十年媒體消費的模式，媒體可定義為一群包括有報章雜誌、廣播、電視的產業，各自擁有特定的製作內容與營利方式。而當我們將媒體定義為上述產業與製作內容時，這個詞就過時了，因為它已經與現況不符。今日，我們有能力以製作與分享平衡消費，也有能力與他人連結，這些能力正一步步將媒體的定義從特定的經濟產業，修改成一種「低成本且全球均可使用的組織化分享工具」。
本書討論的內容，就是目前全球累積的閒暇時間，集合而成的新資源。讓我們得以取用這種資源的兩項重大轉變已經發生——一. 世界各地受教育人口總閒暇時間（每年超過一兆小時）的累積，二. 公共媒體的發明和普及，使過去被封鎖的一般民眾得以將閒暇時間匯集，並投入於他們有興趣或關注的活動。上述兩項事實貫穿本書的每一個故事―從烏沙希迪這類振奮人心的工作，到如大笑貓等純粹自娛的活動。了解這些重大改變與二十世紀媒體環境之間的差異，對於釐清現狀以及未來種種的可能性而言，不過是個開端。
我在上一本著作《大家都來了》（Here Comes Everybody，暫譯）中討論社交媒體崛起的歷史歷程，與隨之改變的群體行動環境。本書將延續此主題，首先探討人類連結產生的影響；依據觀察，人類連結使我們將閒暇時間視為全球共有資源，並使我們設計新的參與及分享方式，以善用這種資源。人類的認知剩餘只是具備創造可能性的潛力，本身不具有任何意義或任何行動。要了解如何利用這種新資源，除了探索它讓哪些行動變為可能之外，也需要探索這些行動如何發生、又在哪裡發生。
當警察想確認某個人是否做了特定的事，他們會從手段、動機、機會的研究開始。手段及動機分別代表如何及為什麼做特定的事，機會是在哪裡和跟哪些人一起做。人是否有能力利用累積的閒暇時間完成某些事，並且是否具備動機及機會？釐清這些問題，有助於建立起人與行動的關聯；以宏觀的角度描述手段、動機、機會，可以解釋社會新行為的出現。理解我們的認知剩餘造就了哪些可能性，自然就能夠理解我們集合閒暇時間的方法（手段）；加上釐清新資源使用的動機與其衍生出的各種機會所具備的特性，以及我們究竟為彼此創造了什麼，將是接下來三個章節會詳細討論的主題―認知剩餘背後的「如何」、「為什麼」、「有什麼」。
不過即便如此，對我們該如何善用認知剩餘仍未充分說明，因為我們運用「集體才能」的方式是社會問題，並非只是個人問題。我們必須彼此協調，才能從共有的閒暇及才能之中，創造事物，因此運用認知剩餘不僅與累積個人偏好有關。使用族群的文化背景也攸關著他們對彼此的期待，以及他們共同合作的方式。這種文化背景進而影響了我們從認知剩餘得到的價值，有多少只是共有的（communal，由參與者享受，但對整體社會沒有多大用處）、有多少是公民的（civic）（你可以將共有及市民的對照，類比為大笑貓及烏沙希迪的對照）。因此，在第二到第四章談完手段、動機及機會後，我將於接下來的兩章討論使用者文化，以及共有與公民的對照。
在充滿臆測的末章中，將深入探討我們從成功運用認知剩餘的過程中，學到了什麼；這些經驗有助於我們在面對未來時―更多的認知剩餘會分配在重要事物上，提供一些指引。社會體系往往錯綜複雜（尤其是在那些多元且人民自發參與的社會），因此不可能以簡單的經驗清單當作萬用配方，但是它可以指引人類前進的方向，並且避開路上可能遇到的阻礙。
由昔日零星的時間、才能匯聚而成的認知剩餘，只是初步原料，若要從中獲得價值，就必須將它轉變成有意義的事，並化為行動。整體來看，我們除了是認知剩餘的來源之外，也是決定如何運用認知剩餘的設計者——藉著參與，以及在新型態人際連結的過程中，激盪出對彼此的期待。（摘自第一章 原來我們不是沙發馬鈴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