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個海島，舟船就是海洋子民生活的憑藉。因此，舟楫是開創新生活的載具，也是銘刻著生命源頭的印記。航海與船舶技術的發展，貫串了臺灣的歷史。
本書蒐集豐富珍貴的圖片、完整繪製古代船舶的圖像，駕著這些歷史之船，出入歷史之海，巧妙結合船史與臺灣史。全書圖文並茂，引人入勝。
文章節錄
《航向台灣：海洋台灣舟船志》
中式帆船的起源
英國著名的船舶歷史學家烏斯特(G.R.G.Worcester ) 在其巨著《長江的帆船與舢舨》中提到：「我們還無法清楚的了解，中國究竟是在甚麼時候，開始建造遠洋帆船。」
為了破解中式帆船起源之迷，宋元沈船的考古調查，吸引了許多學者的注意力。前幾年大陸政府花費鉅資從南海海底，連船帶貨以及沈澱物，完整的打撈一艘駛往東南亞從事貿易的南宋沈船，並為它建造了一座專屬的博物館。或許此次打撈，能為華舶的認識，提供更新、更多的發現。
大陸學者陳希育在其著作《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一開頭就寫道：「學術界對於早期中國帆船及其遠洋航海的歷史………，往往過高的肯定了它的成就，從而忽視了其侷限性。在全面深入的考定、研究中國帆船的主要歷史事實、並且把它同印度船、阿拉伯船的航海作比較之後、我們並不容樂觀…………」
所謂早期，指的是唐代之前。陳希育認為唐代之前，中國帆船與遠洋航海事業遲遲不能發展起來，最主要的原因是封建王朝對民間的造船與海外貿易採取壓制的政策。
中國古代帝王之所以不願意百姓從事海外貿易，道理其實很簡單。一個民間傳說或許可以說明封建帝王的心態。
傳說，明朝開國皇帝朱洪武，建都南京，江南巨富沈萬三捐資興建京師城牆三分之一，並犒勞軍隊大筆餉銀，朱洪武非但不感念其忠君愛國，反而羅致罪名，將他抄家，闔族發配邊疆「勞改」。後來發現沈萬三之所以致富，是因為從事海外貿易的原故，朱洪武便下令嚴格執行海禁，不允許百姓出海經商。
富可敵國就是沈萬三的原罪，海外貿易不但可成巨富，還有裡通國外之嫌，海舶配備武器便成了戰船，當然也在禁止之列。
雖然歷代封建王朝對百姓出海貿易充滿疑慮，常常禁止民間建造大型海舶，可是因為內河航行與軍隊作戰的需要，所以早期中國在船舶上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陳希育歸結早期中國官方的船舶型態，有三個特點：
一、 因為中國河川湖泊眾多，所以河船比海船發達。
二、 因為戰爭不斷，所以戰船重於民船。
三、 因為常常禁止百姓出海，所以官方長期壟斷造船。
中國是個幅員廣大、資源蘊藏雄厚的國家。即使在如此不利的情況下，船舶工藝仍有一定的進步。最晚到了漢代，中國帆船已經出現橫隔艙板和中央尾舵。尾舵與水密隔艙是中國造船工藝對世界船藝發展兩項重要的貢獻。
中國造船工匠的偉大創造
從已出土的材料，可以確定漢代船舶的兩舷都有凸出的橫樑。橫隔艙板的設置，大大加強船體結構的力度，可以抵抗強浪的沖擊，這點對遠洋海舶的航行安全是十分重要。
英國學者李約瑟認為早期中國船舶之所以沒有使用龍骨，而以橫隔艙板加強船身的結構，是出於對竹子的模仿。在他看來中國傳統舟船的船身，像是數節剖開的竹子。至於早期的橫隔艙是否等於水密隔艙，目前還很難判斷。但可以確定的是，最遲到了唐朝，中國帆船已有水密隔艙的設置。
早期的船舶，推進和方向的控制就靠槳與櫓、槁竿等。後來船槳逐漸分化為兩種。一種專門用來推進，另一種用來控制方向，叫舵槳或托槳舵，尾托槳。從已出土的西漢墓葬船舶模型，可確認當時已有舵槳。但舵槳在風浪較大或水道狹隘的地方，使用起來並不方便，於是將舵槳增寬並設置在船尾中央的想法就出現了。最晚到了東漢，中國船舶上出現尾舵，這對世界船藝的發展是一大貢獻。阿拉伯船到了西元十世紀才使用尾舵，歐洲則更晚。
漢代的海舶究竟有多大？根據《史記》的記載，三十噸是漢代對商船課稅的最低標準，所以漢代海舶的總排水量至少超過三十噸。但是秦漢時代，中國的造船事業並沒有太突出的表現。到了隋唐時代，中亞地區戰亂頻頻，陸上絲路經常受阻，海上絲路因而興起，連帶的中國的造船技術透過交流與學習也進入了成熟階段。當時海港、造船廠已遍佈中國大陸的東南海岸線上。
隋唐時代船舶工藝發展的很快，較突出的特點是使用釘榫連接船板，而且採用的是鐵釘。使用鐵釘連接船板，船體結構較為牢固，但如果沒有較好的捻縫技術隔絕海水，鐵釘很快會被海水腐蝕，船體隨之散裂，對航行的安全形成巨大的威脅。隋唐時代，中國的造船工匠將桐油、蠔殼灰、竹絲混合成一種可靠的防水止漏填充物，成功的隔絕了海水對鐵釘的鏽蝕，再加上細緻的捻縫工藝，終於解決了這個造船工藝史的巨大難題。
印度和阿拉伯船隻因為沒這種技術，只能用木、竹釘、椰絲和柏油，用繫捆的方式固定船板，所以船體結構強度較差，船隻無法朝大型化發展有限。隋唐時代的中國船舶因為捻縫技術的發展，船體得已朝大型化發展，最大的商船，載重可能接近萬石，相當於五百噸級的大型帆船。
另外，水密隔艙的設置，也是中國造船工藝的一大發明。所謂水密隔艙，是用木板拼合成隔艙板將全船隔成數個互不相通的艙間。一旦某個地方破損進水，不會影響全船的安全。這是船舶工藝史上劃時代的進步，影響十分深遠。從出土的唐代船舶，證明當時的船隻已有水密隔艙的設置。
造船技術的進步對遠航自然是有很大幫助。唐代，賈耽於西元八○五年完成的《四夷道》，詳細記錄了廣州與波斯灣之間的地名，以及個別海港之間航行所需的時間。這充分顯示了中國帆船遠航的能力。
當然也說明了當時中國與東南亞，印度與阿拉伯之間頻繁的商貿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