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體悟創作，進而落實創作並指導創作。周芬伶像個看盡宏肆汪洋的漁人，以自身經歷傳授釣技，將上好的魚竿一支支交付大海邊的新生水手。她說：「書寫讓你撥開迷霧，看見真實的自己，用這真實的目光看世界，或詩意或失意，但都沒關係，活生生的生命就在那裡。」
文章節錄
《創作課》
四年級的原罪
「我就是要把四年級打下來！」這句耳語不知為何越傳越烈。恐慌與黑暗的情緒又向我襲來。
世代的仇恨從未如此凶猛，四年級到底造了什麼罪孽，讓人如此痛恨？他們的父母未必不傳統，老一點的是生長在民國初年的老古董，跟孩子根本是兩個時代的人，像我爸，民國十七年出生（不算老），受完整的日本教育，滿腦子武士精神，連看《台北人》都是日文版，還是我強迫他看的，他只看NHK，日文書籍，寫信都是毛筆字，這樣的父母子女早就放棄溝通，還好留學熱潮捲走他們的孩子，連吵架的機會都沒有，沒留學的也紛紛北上求學找工作，還是赴京科考的老觀念。
四年級完整地生長在戒嚴與威權體制下，奇怪的最懂得如何獲得權力，他們都有漂亮的學歷，拿過一些獎、有一群愛護他們的長輩，一大堆捧著他們的朋友，很早就坐大位，開跑車，過雅痞生活，而且大位一坐數十年不下來，的確讓人討厭。
主要是資源過於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到五年級已覺得辛苦，怎麼都是單打獨鬥，一個過得比一個慘啊。
戰後第二代的四年級，既沒經過戰亂，連文學論戰也沒打過，只能說是後論戰世代，而非後現代，小時候可能物質較缺乏，長大恰逢經濟起飛，像坐直升機般飛上天，又是豪宅，又是名牌，出國像逛夜市，資源真的都被他們用光了嗎？
我的作家朋友從三年級到七年級都有，三年級猶有古風，溫良恭儉讓，連背後說人都是好話：四年級則各式各樣都有，有隱居在山林的，開私塾班的，有大編輯，小公務員，有默默無名的，有文化局長，更多的在學院，其他不熟；五年級作家，現在文壇正以他們為中堅，他們寫作特別早，成名也早，但是一路苦練（苦戀）過來，對寫作具有敬業精神，對前輩與傳統也很尊重；六年級作家，較憤世嫉俗，偏偏對金錢與包裝很有概念，他們已經很少讀經典作品，各哈各的；七年級愛美愛吃，好勝好鬥，是拿獎高手。
到底是哪一世代的人對四年級最為仇視，想都想得出來。把別人打下來，自己就坐得上去嗎？真坐上去，坐得穩嗎？如果已經坐大位的人說這種話更不妥。
文學已經從花園變成盆栽，已經夠受到排擠限縮，還自己人打自己人，好比賈府已是空殼子，雖是百足之蟲，也非要自家子打打殺殺才滅得了。
每個時代都有少數好過的人，大多數不好過的人，團結力量大，不就是鄉民理念。
四年級編過幾本好刊物，《文訊》、《聯文》、《印刻》、《當代》、《文學界》……，他們從文學雜誌興茂的年代走過來，記錄了那個年代的文學風華，它們有滿肚子的故事並知道文學典範是什麼？好好地說出來，將斷裂的縫補起來，這也是應當的回饋。
再者，不要老談那些個出一本書，得到三個老公，一個工作的話了，不，說反了，是一個老公，三個工作。（說這話沒惡意，只是自我提醒）
時代已經不一樣了，火燒到屁股還要喊以前多涼快嗎？
年紀正當熟年的四年級，不要那麼快喊早退，學學李喬退休後寫出《寒夜三部曲》，陳映真快七十還寫《忠孝公園》，李渝也新作不斷，或者掀起一場文學革命吧！四年級生學生廣眾，影響力大，卻無戰鬥力，生活太安逸之故。
如今的氣氛很像解嚴前後的八○年代，價值崩毀，倫理失序，學生與鄉民又集結到街道上，他們吶喊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陳映真與雨果那樣的人物，他們對政治人物已經失望，需要的是文化英雄與心靈導師。
他們要的文學要關懷社會與人權，文字不多修飾，技巧不那麼重要，一個個要求寫實的聲音，你聽到了嗎。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a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誰願意出來，誰有資格出來，誰？誰？誰？
文青又回頭讀俄國小說與波赫士（害我全集不全），我有個學生因抗議時打扮成孝女白琴，讓電影記者掉到水溝裡，一時引人注目，他八年級，文學系學生卻常坐到街道上，讀很多小說與詩，寫一點小說，卻不愛上課，十分叛逆，他代表著新一代的某種典型，他不會聽命於任何人，只聽命於文學。
因此我對文學的未來不悲觀，文學常在悲觀中開出新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