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世界局勢變遷動盪不已，中國也不例外，在大世代變局下的文人很難不隨波逐流。《陳寅恪與傅斯年》這本書寫過去一百年堪稱中國兩大歷史學者且淵源甚深的陳寅恪與傅斯年，做為那個時代知識份子的悲劇命運，但兩人仍各自在學術界開闢出大格局的一大片天地，足為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典範而無愧！
國立台灣大學自由民主的校風是傅斯年掌台大的兩年建立起來的，陳寅恪則被譽為中國一百年來最有學問的知識份子。傅出身北大，陳留學東京，後在德國柏林大學留學時一起讀書四年，作者從兩人讀書時代開始著墨，到留學回國，捲入中國現代政局的風波，又如何在紛亂世局中繼續學術的道路。
兩人留學歸國後，一北一南發展，陳寅恪在北京清華國學研究院教學，傅斯年到廣州中山大學先開創歷史語言研究所，到1928年為中央研究院開辦歷史語言研究所，並在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凋零到剩下陳寅恪與趙元任而無以為繼時，把兩人和哈佛大學的李濟延攬進中研院史語所，使院內原敬陪末座的史語所茁壯成最大所。
在中國對日抗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亂中，兩人也被迫流亡，也都必須面對政治漩渦，無法獨立於世外。傅斯年曾在陝西延安窯洞見過毛澤東，陳寅恪也與蔣介石見過面，但兩人在黑暗的時代都努力保持知識份子風骨，最後因國共分裂，兩人分隔兩岸，傅在台灣省議會病逝後埋骨台大校園，陳在大陸文革中傷殘抑鬱以終。
作者岳南是大陸作家，擅長歷史文學與傳記，因此，這本書中也記錄許多同時代的中國知識份子做對照。博學多聞的陳寅恪是個學問家，他的學術考據在學術界影響極深遠，胡適是思想開創者，在五四運動推動白話文與自由民主，五四運動時的學生領袖傅斯年則兼而有之，都是令人肅然起敬的知識份子。
文章節錄
柏林日夜
門第與家學淵源連同個人的才氣志向，注定了陳寅恪與傅斯年在心靈上的溝通並漸漸成為同路人。來到德國的傅斯年非常崇拜大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一九二四年，蔡元培赴歐考察路經德國，由傅斯年、羅家倫等原北大弟子陪同遊覽波茨坦（Potsdam）忘憂宮（Schloss Sanssouci），宮中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伏爾泰像，非常精美，傅斯年見後，流連忘返，不忍離去，因此落在了眾人的後邊。羅家倫走至半道發現此情，只得折回去把傅氏叫回。羅對眾人說道，只見傅斯年站在伏爾泰像前，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念念有詞地背起李義山（南按：應為溫庭筠，羅氏記憶有誤）的兩句詩：「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始憐君。」羅家倫此語雖含調侃的意味，並引得傅斯年暴跳如雷，但多少反映了當時傅氏的志向與心境。
到了歸國前的最後一兩年，傅斯年的注意力逐漸轉向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而這一學派的創始人就是十九世紀被推崇為德國近代史學之父、西歐「科學的史學」的奠基者蘭克（一七九五～一八八六）。按蘭克的理論，一切歷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歷史真相，只有窮本溯源，研究原始的資料，其歷史觀點的核心是：史料高於一切，要把歷史學變成史料學。蘭克在他一八二四年的不朽名著《一四九四年至一五一四年間羅馬民族與日爾曼民族的歷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olker von 1494 bis 1514）序言中說道：「人們一向認為歷史學的任務是判斷過去並且為了將來的世代利益而教導現在，本著作不指望這樣崇高的任務，它僅僅希望說明真正發生過的事情。」此書出版後轟動了整個歐洲，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卡爾（E. H. Carr）對此評論說：「蘭克那句並不怎麼深刻的格言，卻得到驚人的成功。德國、英國甚至法國三代的歷史學家在走入戰鬥行列時，就是這樣像念咒文似的高唱這個富有魔力的短句。」由於蘭克強調「嚴謹的事實陳述──即使這事實或許是偶然的枯燥無味的──也無疑是歷史編纂學的最高法律」，後世史家把蘭克的理論與他創造的學派又稱為「實證主義學派」。這個學派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早期風靡一時，幾乎壟斷了歐洲史學界。當傅斯年來到柏林大學時，蘭克學派依然雄風不減。傅氏在求學的道路上經過幾年的搖擺晃動，最終選擇了蘭克學派的實證主義史學，並作為重點研習對象和安身立命之託，與當時歐洲的學術大氣候自然有著密切關係。這個時候的傅斯年沒有想到，正是他的這一抉擇，引爆了一場影響久遠的中國史學輝煌的革命。
通過陳、傅二人留下的筆記本及修課記錄，可以看到二人由不同的河流漸漸匯入同一大海的歷史脈絡。許多年後，當台灣史家王汎森在受命清理中研院史語所保存的傅斯年檔案時，發現了傅氏當年的手稿、筆記和他與民國學人來往的部分信件，其中有一藏文筆記本記錄於柏林大學求學後期。把這一筆記本與大陸現存的陳寅恪藏文筆記本對照，竟發現二者授課的教授相同，從而可知二人上過同一教授的課程。已知的是陳寅恪對梵文大師呂德施極為推崇，而傅斯年檔案中所見，在他離開柏林大學的證明書中也記載著上課但未正式獲得學分的課程有呂德施教授的梵文。此外，傅斯年筆記中有兩件記載當時西方學者有關東方學的目錄，而陳寅恪初到清華，授課內容便是「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同在柏林的毛子水曾公開承認他是受了陳寅恪的影響而注意比較語言學的。王汎森根據這些材料，結合傅斯年藏書扉頁所記的購書年代判斷，認為傅斯年這一時期開始大量購買比較語言學方面的書籍，進一步「有點懷疑陳寅恪似曾在傅斯年留學生涯的最後階段對他有過影響，使他轉而重視比較語言學」。王氏這一推斷當是有一定道理的，這從後來陳、傅二人的學術交往與思想溝通中亦可見出。
